華人在砂拉越的身影，就考古的發現來說，最早可以推測到中國唐宋時期，在砂拉越河灌入南中國海沖擊而成的三角洲地區——山都望(Santubong)，曾經有個華人聚居的繁華商港。這個商港在元朝時期沒落，到了明朝時期則時有鄭和船員在沿海活動並與當地人通婚的說法。再以古晉大伯公廟為例，建廟年份至今仍是謎，有說可以推算到1800年前後，如果屬實，那華人在砂拉越也肯定早於這個年份。

然而這些都是“身影”，模糊不清，考證工作甚為艱難。

比較清楚的英文記錄，也得到官方認可的，是廣東人劉直與其同鄉在1830年(清道光10年)從廣東乘搭帆船抵達成邦江(後來的砂拉越第二省，今斯里阿曼)，而後再遷居至古晉砂督地區，以種菜和蓄養牲畜為生。

及至1841年，詹姆士布洛克在古晉建立政權，雇用劉直為其隨身侍從，兩者因而結緣。劉直的其他同鄉，據說則繼續務農。

砂拉越最早的華人會館

從1840年到1850年代，是清政權陷入動蕩的時代，先有鴉片戰爭，後有太平天國，廣東都遭禍連，迫使很多廣東人避走南洋。其中，廣州、惠州、肇慶人經常結伴同行，互相照應。想是由於南來同鄉人數迅速增加，為安頓同鄉和襄理病逝同鄉的後事，劉直和劉烈(另也寫“劉力”，有一說是劉直之兄弟，曾經創辦廣瑞生寶號)等先賢就發起籌組廣惠肇三屬之會館，並在1853年12月開始運作，是為砂拉越最早的華人會館。與其他籍貫華人早年結社建館同一做法的是，有關會館內供奉廣府人最普遍的民間信仰——關聖帝像，因此老廣府皆將會館稱為“關帝廟”，所知地點在亞答街。

數年後，即1857年，華工事件爆發，石隆門(帽山)華工與拉者詹姆士爆發慘烈戰爭，導致帽山被滅鎮，血流成河。在這場戰事裏，古晉華人是如何反應，我們所知資料很有限，唯相信是人人自保。其時在拉者身邊的劉直，有一說他參與對抗華工的戰役，然似乎未見具體記載。按照史學家朱敏華先生訪問已故鄺卓卿先生的口述記錄《早期古晉廣府人掌故》一文，老人家聽聞“劉直、劉力是兩兄弟。據說當石隆門客家人作反時，劉直曾經背著拉者王走難躲在椰山避難”。但是，鄺老又說“他(劉直)在客家人作反時傷了一只手不能工作”。可見故老相傳，說法不一。

無論如何，劉直看來始終和拉者維持著不錯的關系，而且也開設本身的公司寶號。有一本同樣由朱敏華先生編輯的《砂拉越歷史文件集》裏，就收錄了拉者政府於1866年發給劉直的地契影印本，上有劉直署名以及其“聚隆直記”寶號的蓋章，地段坐落於古晉中國街。

我也曾經在之前為文分析，推測古晉“中國街”一名或也與劉直有關。(請參考2017年4月30日古晉筆記《從中國街到大井巷的百年足跡》)廣東地區在史上歷來是兵家必爭之地，也出了最多革命志士，比如清初出現的天地會、清末出現的以孫中山和海外華人革命志士組織的同盟會等，廣東人都扮演重要的角色。作為粵籍人士在砂拉越的老牌會館，古晉廣惠肇人士也傾向於支持孫中山的革命，曾經在1909年配合中華革命黨(中國國民黨的前身)的要求，安排孫氏身邊的大將汪精衛到古晉演講，並成立“啟明社”作為革命的後援組織。後來，在拉者政府的施壓下，啟明社在1913年被撤銷註冊。

創辦學校 成立瑞獅隊

1914年，拉者政府推出新的社團註冊法令，廣惠肇會館以“南洋砂拉越廣惠肇會館”的名義註冊為社團。

會館設在亞答街門牌12號，相傳這店屋是第二任拉者在1873年賜贈的。會館除了作為聚會、辦公和活動用途，也創辦私塾。到了1917年，由於原空間不敷應用，會館加蓋一層成為三層樓的大廈，也就是今天所見。隔年，廣惠肇會館將私塾提升為現代學校，於是有了益群學校。二戰以後的1946年，益群學校響應古晉華校統籌統辦的概念，納入古晉中華學校。也在那一年，該會更名為“廣惠肇公會”，總理之職位則易名主席，向政府重新註冊。

值得一提的是，配合該會100周年慶，廣惠肇公會在1953年創辦瑞獅隊。在很長一段時期，廣惠肇的瑞獅和武術表演名震江湖，備受好評。我向該會的相關負責人請教，有關瑞獅與武術的根基系出佛山，乃廣府正統血緣。這個部分，值得再加研究。

和古晉其他許多社團的情況類似的是，許多有關19世紀廣惠肇的老記錄極為有限，比如劉直其人的生平軼事僅寥寥數筆，誠屬可惜。我想原因有三，其一是1884年的古晉大火災造成大批史料損毀；其二是日據時期許多資料再遭人為破壞；其三是會館在搬遷時可能導致不少資料散落。(蔡羽，2018年05月07日 來源：中國僑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