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鴉片戰爭前長達1000余年的漫長歲月裏，中國人不斷移居南洋，最後達到了相當的規模，在南洋形成了有濃郁的中國南方特色的華僑社會。華僑移居南洋的原因是多種多樣的，但概括起來不外乎經濟原因和政治原因兩個方面。商人到南洋經商而定居，破產的農民、手工業者為謀求活路而遠走他鄉，這些都可看作是經濟原因造成的。國內發生政治動亂，為躲避戰亂、政治迫害而亡命南洋，成為長期僑居在外的中國人，這是政治原因造成的。

華僑出國達到高潮，那是鴉片戰爭以後的事。

第二章·鄭和在南洋

“鄭和下西洋”的史事在中國幾乎是家喻戶曉。鄭和(公元1371—1435年)，雲南昆明人，是一名穆斯林，同時又是一名佛教徒，明朝初年入宮做太監，曾升任內官監太監。這位具有伊斯蘭和佛教兩種教徒身分的太監，在明朝永樂三年(公元1405年)至宣德八年(公元1433年)的28年間，先後七次奉命率領強大的艦隊出使“西洋”。他訪問了30多個國家，其中有14國是在南洋。

鄭和下西洋是當時世界航海史上規模空前的航行，它比哥倫布的航行早半個世紀，規模也大得多。鄭和出訪的目的，眾說紛紜，但主要是兩點，即“通西南海道朝貢”發展互惠的海外貿易關係，以及“宣德化而柔遠人”，即同各國建立友好的政治關係。他所擔負的是和平的使命，因而所到之處均得到熱烈的歡迎，鄭和的名字，連同他的業績，至今仍在一些東南亞國家，特別是印尼、馬來西亞被廣為傳頌。鄭和的航行對東南亞華僑社會也有很大的影響。

鄭和出航時，東南亞華僑人數已經達到一定規模，出現了聚族而居的僑居點。如爪哇島有一個叫杜板的地方，大約有千戶華僑聚居，離此不遠的革兒昔(錦石)，原是不毛的荒灘，由於中國人的留居，而成為千戶人家的“新村”，“各處番人多到此買賣”。在蘇門答臘島的渤淋邦(今巨港)，居住著許多閩粵籍華僑，且皈依了伊斯蘭教。對上述僑情，在鄭和的一些隨員所作的文字記錄中有相當詳細的反映。這些華僑在國外僑居了很長的時間，由於明朝初年就實行嚴厲的海禁政策，禁絕百姓出國和從事海外貿易，迫使華僑有國不敢回，怕回去後被懲處。

後來，海禁政策有所松弛，皇帝敕令“大赦”華僑，招引他們“還鄉復業”、“永為良民”。但海禁政策畢竟已經實行了幾十年，不少人已在僑居地立足，對“海禁”仍有余悸，因而願意回國的不多。在這樣的背景下，華僑社會經濟有了較大的發展，出現了有一定經濟政治實力和影響的社會上層人物。鄭和一行在接觸華僑社會的時候，也曾和這類人物打過交道，陳祖義和施進卿就是其中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