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題名稱】明清史

【專 題 號】K24
【復印期號】2000年01期
【原文出處】《北京師範大學學報：社科版》1999年06期第10～19頁
【作者簡介】杜正貞　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北京，100875。
趙世瑜，男，教授　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北京，100875。
【內容提要】 太陽生日及其信仰習俗一直流傳於東南沿海一帶，研究者或對此不明所以，或以其為天地會所創，實不知其隱含著當地明遺民對滅亡的明王朝的懷念，通過民俗的形式寄托著他們對鼎革的歷史記憶。對這個文化隱喻，從“地方性話語”和“歷史記憶”的理路出發，進行破解，或可得其深意，同時也可反映出從社會史的視角重新觀察重大政治事件的努力。
【關 鍵 詞】太陽生日/地方性話語/歷史記憶

中圖分類號：I2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0209(1999)06-0010-10
明崇禎十七年（公元1644年，清順治元年）三月十九日，李自成農民軍攻克北京，明朝的末代君主朱由檢走投無路，奔煤山自縊，自此，作為全國統一政權的明朝壽終正寢。對於明朝的滅亡和崇禎皇帝的死，從當時開始就多有人評論，後世的史學家也因為1644年的改朝換代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重要事件，而對此頗多論說。但是很少有人想到，不久之後，這樣一個政治事件竟變成了一種特殊的“地方性話語”，化為一種特殊的民俗傳統，具有了特殊的文化象征意義。
　　一、“太陽生日”的傳說與習俗
1925年3月15日，魯迅在給傅築夫、梁繩祎（容若）的信中提及：“中國人至今未脫原始思想，的確尚有新神話發生，譬如‘日’之神話，《山海經》中有之，但吾鄉（紹興）皆謂太陽之生日為三月十九日，此非小說，非童話，實亦神話，因眾皆信之也。”[1](P66-67)關於此是否“新神話”，民間文學界專門進行過討論，但無論如何，討論者沒有註意到這個故事的背後，隱藏著對明清交替的歷史記憶。[2](P227)[3](P1)
三月十九日太陽生日的習俗在東南沿海地區普遍存在，也引起了民俗學家的關註。有學者發現，“太陽的生日南北並不一致，北方很多地方以二月初一為太陽生日，吳越地區則為三月十九（註：三月十九那天，日出正好在卯時正，故以是日為太陽生日）。這一天，家家戶戶在門口插上蠟燭，婦女三五成群，念佛宿山。此風以紹興地區為盛”[4](P508)。在湖州地區，人們“認定三月十九日是太陽菩薩的生日”，並流傳下來這樣的《太陽經》：“太陽明明珠光佛，四大神州照乾坤。太陽一出滿天紅，曉夜行來不住停。行得快來催人老，行得遲來不留存。家家門前都行過，碰著後生叫小名。惱了二神歸山去，餓死黎民苦眾生。天上嘸我嘸曉夜，地下非我沒收成。世間嘸我來行動，晝夜不分苦萬分。太陽三月十九生，家家念佛點紅燈。位上神明有人敬，嘸人敬我太陽星。有人傳我太陽經，合家老小免災星。嘸人念我太陽經，眼前就是地獄門。太陽明明珠光佛，傳與善男信女人。每日清晨誦七遍，永世不走地獄門。臨終之時生凈土，九泉七祖盡超生。務望虔心行到老，後世福祿壽康寧。”（黃景秋講唱）[5](P447,59)
這種《太陽經》在各地流傳，版本多有差異，如在寧波慈溪采集到的則是：“念念太陽經，太陽三月十九卯時生。太陽出來照四方，普照大地萬物生。一照東方太陽升，二照南海觀世音。三照西方千重佛，四照北方地獄門。東南西北都照到，風調雨順國太平。有人念我太陽經，合家老小無災星。世上太陽最公平，窮不欺來富不捧，照在人間世上一樣聞。世上若無太陽照，萬物皆空化灰塵。善男信女來修行，修行先念太陽經。”（註：姜彬主編：《稻作文化與江南民俗》，上海文藝出版社1996年版，第507頁註①。另外在《寶卷六種》之中，有民國時期顧大榮所抄《王大娘寶卷》，其中有“三月十九太陽生，善人念佛點天燈。眼前活佛須敬重，德道之人放光明”等語。）[4](P507)
從內容來看，這些文字都是一些善書寶卷，除了宣揚因果報應思想外，還含有平等平均的思想，因而帶有濃厚的民間宗教色彩。但是除了提出太陽三月十九日生和“太陽明明珠光佛”這樣含義隱晦的詞句外，並沒有發現與明朝滅亡事件的直接聯系。即便如此，在其它地區流傳的類似善書寶卷，甚至都沒有提到“太陽三月十九日生”或“太陽明明珠光佛”這樣的詞句，可見這是一種頗具地方性的異文（註：如湖北公安縣的《敬太陽神》：“太陽神，太陽神，太陽冬月十九生，六月初一登殿門。”神農架發現的《太陽經》說：“太陽冬月十九生，家家念佛點紅燈。”參見韓致中未刊稿《太陽崇拜和太陽神話》，第5頁。又清乾隆間在湖北白陽教徒李元義家抄出的《太陽經》說：“太陽經，太陽經，太陽出現滿天紅，家家門首都走到，道你眾生叫小名。……太陽冬月十九生，家家念佛點天燈。……”乾隆三十八年三月初五日《軍機處錄副奏折》。轉引自馬西沙、韓秉方：《中國民間宗教史》第100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但是也有一些民俗調查發現了太陽生日與明朝及崇禎皇帝的關系。比如在溫州地方，“民間相傳，三月十九為太陽生日。經考查，實則為明思宗殉國日，平陽一帶婦女在這天拜經持齋”[6](P215)[7](P393)。而紹興東浦鎮文化站的諸國良搜集的《太陽菩薩的故事》則是這樣說的：
舊時，紹興人每逢三月十九都要請太陽菩薩，說是這天是太陽菩薩的生日。
其實它的出處還是在明朝末年，那時崇禎皇帝在位，李自成造反，帶兵逼近京城。崇禎皇帝逃上煤山，被迫上了吊。有個明朝的大將叫吳三桂的，引進了清兵入關，雖然打擊了李自成，但北京城反被清兵占去了。明朝皇宮內的皇族全被殺害，只逃出了崇禎皇帝的第三個女兒。她隱蔽在一個尼姑庵裏，落發修行。因為三月十九日是崇禎皇帝歸天的日子，也算是明皇朝覆滅的日子。這位三公主哀悼父親的死難和亡國之痛，親自編了一卷《太陽經》，在民間傳散，假說三月十九日是太陽神的生日，讓百姓都來祭祀，巧妙地瞞過了清朝的皇帝。
所以紹興人所說的太陽菩薩的生日，實際上是崇禎的忌辰與明朝覆滅的日子。（註：講述人：潘國楨，男，時年65歲，教師，紹興縣東浦薛家橋。）
除此之外，在湖州地區過去還有朱天廟會，與我們所談的問題有直接關系。朱天廟裏供奉的是朱天大君，“相傳即明崇禎皇帝。此廟建於清朝，不能直接表示思念故國故君，因此塑了一尊武士像，赤腳踩小山岡，一手舉乾坤圈，一手持檀木棍。小山岡象征崇禎皇帝自縊的景山，乾坤圈是自縊的繩套，檀木棍是投繯於其上的槐樹”[6](P399)。到民國年間，烏青鎮四月二十四日“俗傳朱天君誕，近今香煙亦盛”[8](P12b)。
這個故事也得到了親眼目睹者的佐證。周作人曾回憶說：“民國初年我在紹興，看見大家拜朱天君，據說這所拜的就是崇禎皇帝。朱天君像紅臉，被發赤足，手持一圈，雲即象征縊索，此外是否尚有一手握蛇。此像雖曾見過，因為系三十年前事，也記不清楚了。”[9](P150)又馬敘倫記述說：“英玉欲赴梅白克路松柏裏朱天廟進香，屬余為導。及至其處，燭火香煙，目為之眩。……朱天大帝者，實則明崇禎皇帝也，故塑像右手持環，左手持棍。邵裴子說：棍以象樹，環以象結繩，正擬思宗自縊也。惟此間廟像頸懸人頭一串，杭州無之……。杭俗祀朱天甚虔，持齋一個月。杏媞謂上海人持朱天齋，世世相傳，不得廢也，否則有災。余謂此皆居喪不食酒肉及示子孫不忘之意耳。”[10](P77)
以下一段敘述則事關杭州。“杭州人無論男女老幼，莫不崇信朱天菩薩。每當四月二十三、二十四誕日，滿城香火供奉，盛極一時。廟亦遍城皆是，而皆附設於他廟，無一獨立者。婦孺尤信仰，四月內必茹素齋戒，謂之朱天素。夷考佛經、《封神》，皆無此菩薩，而又獨為杭州所有，異哉！或謂朱天者，謂諸天也，其說不足信。殆清初，遺民追念勝朝，托名崇祀，其說或稍近歟？按民間流行諷誦之《太陽經》，即追念明故帝也。”[11](P222)這些都說明，在上海、杭州、湖州、紹興等地均有此習俗，江浙一帶對明亡一事實有特殊的感情。
讓我們回到三月十九太陽生日的問題上來。除了魯迅兄弟提到的紹興以外，是否還有其它地區存在這種民間信仰呢？我們不妨羅列一下所見材料。請看浙江鄞縣：
三月十九日，鄞俗以為太陽生日，各寺廟設醮誦經。新增。案《玉芝堂談薈》十一月十九日日光天子生，《時憲書》亦同，獨吾鄉在三月十九日。[12]（卷2：風俗，P11a-12a）
浙江定海廳：
三月十九日，各寺廟設醮誦經。相傳為前明國難日，諱之曰太陽生日。案《玉芝堂談薈》：十一月十九日，日光天子生；《時憲書》亦同，俗易於三月十九日，為忠義之士所更，今沿其舊。[13]（卷15：“風俗誌”，P6a）
定海縣：
三月十九日，各寺廟設醮誦經。相傳為明朝國難日，諱之曰太陽生日。俗傳《太陽經》：太陽明明朱光佛，三月十九午時生，家家戶戶點紅燈等語。朱即明之國姓也。[14]（方俗誌第十六，“風俗·歲時”，P54a）
浙江烏青鎮：
十九日相傳太陽生日，家家拈香燃燭。明崇禎於是日殉國，或民間愴懷舊君，故名，俟考。[8](P12a)
浙江杭州：
十九日，太陽星君誕，比戶燃香燭（道書）。[15]（卷76，“風俗三”，P19a）
浙江蕭山：
三月十九日俗稱太陽，有集會，設供於庭。婦女徹夜宣佛號者，謂之宿太陽山。按明思宗於三月十九日殉國，遺民痛之，故於是日設供，托言太陽生日以諱飾之，後世沿其事而昧其意。[16](P27a)
除了在浙江較多發現有關記載以外，在臺灣地區也有較多類似記載，但基本上見於近年來新修的地方誌中。比如在《臺灣省通誌稿》（1950年至1965年鉛印本）中記載說：“三月……十九日，傳為‘太陽誕辰’實則為明思宗殉國之日。以面制豚羊，豚九頭，羊十六頭，象征太牢之禮，望東祭之。家家點燈，欲其明也。蓋遺民惓懷故國，借以寄思，歷久遂成俗。”[17](P1367)《基隆縣誌》（1954年至1959年鉛印本，[17]P1588）、《雲林縣誌稿》（1977年至1983年鉛印本，[17]P1743）、《臺南市誌》（1958年至1983年鉛印本，[17]P1801）、《高雄縣誌稿》（1958年至1968年鉛印本，[17]P1857）的記載都基本類似，而《臺南縣誌》（1957年至1960年鉛印本）則在民間儀式方面記載得略詳：“太陽公生（十九日），此日是‘太陽神誕’。家家戶戶於早晨在庭前向東方設置香案，上置拜具一式，前列糕制小型豬九只、羊十六只為祭品，於是婦女們點燭焚香，望太陽禮祭。究其由來，據說在清統治下的明之遺民，假借太陽誕辰的美名遙祭大明崇禎皇帝於此日在煤山吊槐樹殉難之遺俗，一直留傳訖今，已有二百余年。”[17](P1827-1828)
我們知道，在明清代嬗之際，浙江或臺灣都是南明抗清力量的重鎮，浙江有魯王政權，張名振、張煌言的抗清力量也主要活動在浙東沿海；臺灣則是明鄭政權的根據地，在這裏演出了許多抵抗與鎮壓的悲劇。但是，在我們查閱到的浙江地方誌中，只有很少的一些記載了太陽生日的習俗；在臺灣的地方誌中，只是現代修的新方誌中有這方面的記述。在清初抗清活動同樣激烈的江南其它地區，除了上面所說的朱天廟的信仰以外，也很難見到這類記載。是因為清朝統治時期的忌諱所致呢，還是它本身就是很晚近出現的習俗？比如說，它是晚清時期國家控制力量衰弱的結果，或是革命黨宣傳反清的產物？
我們也知道，明末清初是被時人稱為“天崩地解”的時代，在順治二年清統治者再下剃發令之前，許多人對明朝的覆亡無動於衷。張履祥說，“崇禎甲申之變，仗義死節者一二十人而外，率皆汙偽命者也。其棄職守逃竄者，猶為知廉恥事”[18](P41)。太倉人陳世儀作詩說：“五月四日得先帝慘報確信，四海同仇，若喪考妣，詰朝鄉紳有樓船廣筵縱觀競渡者，憤而刺之”[19]。對此，昆山人歸莊也作詩批評：“書生聞變涕霑裳，狂悖人心未可量。青綬銅章□比日，吳歌楚舞醉霞觴。”後面的註說：“四月晦日，糧儲道署中演戲，五月朔至端午，嘉定知縣日挾妖童娼妓觀龍舟。”[20]許多人對氣節問題另有看法，對腐朽的明王朝的滅亡和崇禎皇帝的死未必有很多人同情。那麽，究竟應該怎樣理解“太陽生日”的潛在含義呢？
　　二、明清易代時期東南沿海地區的地方性話語
有些學者認為，太陽生日的習俗與臺灣的特定歷史有關，如“三月十九‘太陽公祭’。據考這天為明末李自成攻入北京，明思宗（崇禎帝）自縊煤山（今景山公園）之日。明鄭時代，定於此日面北遙祭崇禎亡靈。清統一臺灣後，臺民假托祭拜‘太陽公’（‘太陽’暗喻‘大明’），將此俗延續下來”[21](P71)。這雖然明顯忽略了大陸地區存在此種習俗的事實，但卻指出這種習俗源自明鄭時代。有的學者說得更明確，說三月十九固屬太陽星君誕辰，但又是明思宗的忌日，“祭典由鄭成功開始，入清之後，亡明（日月為明）的祭典，恐怕招致清朝官吏的降罪，所以就托稱為‘太陽星君’的誕辰了”（註：飛雲居士：《細說臺灣民間信仰》，益群書店1993年版，第156－157頁。書中也引用了《太陽星君真經》，即“太陽明明珠光佛”的一段，內容與前引第一段基本相同。現在還很難判斷這是從大陸流傳到臺灣的，還是相反。）[22](P156-157)
另一位臺灣學者翁同文發表《太陽誕辰節的起源與天地會》，這大概是目前僅見涉及太陽生日的研究，盡管本文主要是研究天地會問題的。該文據陳達《南洋華僑與閩粵社會》第272頁所附《潮州某華僑社區的信仰》認為，閩南粵東人以陰歷三月十五日（另說三月十九日）為太陽誕辰節，又據連橫《臺灣通史》卷23《風俗誌》，認為這是為了紀念明思宗殉國，而太陽誕辰節又起源於天地會。因為康熙十六年蔡寅假托朱三太子於三月十九日起兵；雍正四年、六年在臺灣破獲兩起父母會結盟案件，其結盟日期都是三月十九日。因此以崇禎忌日轉為太陽生日加以紀念，“應當始於天地會，後來才傳播到閩南民間”。又因直到雍正六年民間尚無太陽誕辰節，因此天地會的起源當在雍正初年。[23](P190-196)該文雖以判斷太陽生日來判斷天地會起源，但卻提出太陽生日習俗起源於雍正六年之後、並且是由天地會所創的重要觀點。當然，本文無意探討天地會起源問題，但如果證明太陽生日習俗出現得更早，那麽它與天地會起源的關系便值得懷疑了。此外，該文認為此節為“他省所無的節日”，顯然是錯了，至於此俗在閩南、粵東一帶的流傳情形，目前尚未找到更多的證據。
嘉道年間鄞縣人徐時棟(1814-1873)在他的《煙嶼樓文集》和《煙嶼樓筆記》中難得地為我們留下了關於太陽生日習俗的一種說法，這至少使我們排除了這種習俗與晚清革命黨“排滿”思想的聯系。我們不妨贅引他的《太陽生日賦》如下：
維暮之春，旬有九日，董子覺軒自高唐之故裏，來城西之草堂。徐子同叔止而觴之。已乃出門野眺，攜手徜徉，入其闉阇，折而南行。至月湖之西曲，過日月之新宮在湖尾，俗謂之太陽殿。乾隆鄞縣誌未載，蓋此時尚未建也。近日新誌亦失之，見朱門之洞辟，眾攘攘以憧憧，喧士女之雜沓，僉膜拜乎其中。怪而詰之，則曰是日也，太陽之生日也。誦元文與梵典，肆伐鼓而考鐘，祝天上之聖壽，將獲福以無窮。二子笑而去之。
既而，董子問於徐子曰：“禮若是，其野乎？”徐子曰：“夫朝日而夕月，乃天子之事守，彼僧道之斂錢，於典禮乎奚有？”董子曰：“是則然矣，顧嘗見省中之頒時憲書，舉神術之誕生紛列，終而並列，生太陽於仲冬，惟仲旬之九日，欲私議其無征，早見稱於著述《玉芝堂談薈》第一卷雲：十一月十九日日光天子生。予忖度其用心，蓋陽生於子月，謂陽生即日生，斯猶有意之可說也。而必以十九日為生朝，則真無理可詰也。且夫天無二日，書則同文，縱立說之荒謬，豈易地而異，雲何居乎吾鄉之故事，乃復以今日為降神，不改日而改月，而易子以為辰，斯豈有異聞乎，又何以說之紛紜也。”
徐子於是愀然改容，正襟危坐而言曰：“籲嗟乎噫嘻，此其事蓋昉於我聖朝順康之間，沿流以至乎今日，則既歷二百有余年矣，父老之所不道，記載之所未編，諱也而秘之，遠也而失之，是以後世無傳焉。然而吾知之，吾能言之。今夫三月十九日，非他故，明莊烈皇帝殉社稷之辰也。日維子卯，歲在甲申，虞淵墜北，陸昏魯陽，揮而不返，誇父追而逡巡，是時忠義之士尤莫盛於吾鄞，世祿華胄，先朝遺紳，枌榆故老，k24k109.jpg蕨頑民，知景命有屬，眾歸往於聖人，而其黍離麥秀之觸處，而哀感者恒郁郁而莫伸。歲以是日吊其故君，被發野祭，慟哭海濱，速方袍而禮佛，集羽衣以朝真。然而黃疏告哀，青詞薦福，始稽首以默禱，繼露草而披讀，而茍仍勝國之徽，稱頒神號於太祝。縱熙之不諱，夫不亦驚耳而駭目乎！於是乃神其說愚其人，易其名而隱其實，而詭而揚於眾曰：是日也，太陽之生日也。夫太陽，日也，日者，君也。故君不可以灼言，故易人鬼為天神；天神不可以有忌，故易國恤為生辰。斯實惟吾鄉先生不得已之苦心隱恨，其事可以感風雷，而其誌可以泣鬼神。其時蓋相視而共，喻其故則嗚咽而難陳。年運而往，莫知其因，乃今而始得與吾子細論之也。夫耆舊之動止，桑梓之所則效也；薦紳之話言，緇黃之所奉教。信俗語為丹青，據吾言為典要，彼不識君子之所為，徒遺神而取貌，舍其舊而謀新，遂轉圜以改調十一月十九日之說，蓋出自道書，舊時吾鄉未必不爾。諸先生欲愚僧道，想必有說以更正之，使舍汝而從我也。浸假而狀其尊嚴，浸假而建之宮廟，由日及月，象形惟肖，惑眾箕斂，奉事二曜故事，則會眾而歲舉，故國則無人而憑吊，後之君子，昧其本初，觀其末節，嘆斯禮之犯分，笑其期之區別。一知夫愚僧詐道之矯舉，而不知其為忠臣義士之碧血也。”
董子聞之，奭然若失，瞿然而下拜曰：“有是哉！我未之前覺也。此則吾鄉先生之靈所默牖子以相告者也。夫論有古，而非實語，有新而可憑。聽子言之侃侃，動余心以怦怦，余既驚喜而誠服，夫何事曲引而旁怔，抑二氏之荒唐，雖不辨而奚害，而吾子之論議，實先民所嘉賴，盍即以今茲之問答，屢敷陳乎楮墨，豈惟是留掌故於甬句，抑將使天下後世知吾鄞為忠義之鄉而秉禮之國也。”（煙嶼樓集）[12](P11a-12a)
按他的說法，太陽生日的習俗起於順治、康熙間，是明遺民的發明創造。但是，他說二百年來別人不清楚，唯他自己知道，這顯然是不可能的。無論如何，如果此說得到證實，那麽它就必然早於天地會的起源，或者至多成為以後天地會所利用的資源之一。
從一般記載來看，好像太陽生日的習俗遍布浙江、福建、臺灣，加上朱天君的信仰，則擴及江蘇，但最集中涉及的似乎多在浙江的紹興和鄞縣一帶，考慮到這裏是南明魯王政權的活動中心，清初戰爭與破壞給這裏的人民帶來切膚之痛，因此我們似乎應該將其視為一種“地方性話語”(local discourse)。
全祖望說：“世祖章皇帝之下江南也，浙東拒命，雖一歲遽定，而山海之間告警者尚累年。吾寧之首事者為錢、沈二公，其間相繼殉節者四十余人，而最後死者為尚書張公。”[24]（全祖望：《明故權兵部尚書兼翰林院侍講學士鄞張公神道碑銘》，P21）這一帶對清兵的抵抗也比較激烈，“劉忠湣公祠，祀明安洋將軍劉世勛。……國朝鄞全祖望碑記：大兵之下江南也，望風而靡，所向幾不血刃。其最難下者，江西之贛州、江南陰涇縣、吾鄉之翁洲，即大兵亦以為出於意外”[13](P8b-9b)。甚至在清兵破城之後多人死節，給後人留下深刻印象。據定海康熙誌：“國朝荊溪陳璿《重修同歸域記》：王師圍城，及旬而下之。一時名公卿僑寓於此者，俱慷慨就義，而居人聞聲，亦不謀而同。一飯之頃，橫屍若山。郡幕僚喬君缽收而火之，悉瘞於城之北崗，題其域曰同歸。此順治八年辛卯九月初二日也。”[13](P26b-30b)面對這座“同歸大域”，即使是當時人亦留下許多悼念性的詩句，如做過知縣的鄞人萬言有《癸酉吊同歸域有感》一首，其中說到：“跨鰲樓堞高幾丈，螺髻雙尖屹相向。有客含淒吊北邙，蒼涼滿目難為狀。……冠履幾時聚一堂，每年寒食展秩祀。人生萬古留忠義，闡幽揚芬匪異事。傷心不敢話前朝，忍使重泉沒姓氏。我欲擊碎竹如意，恨無西臺灑涕泗。”[25]（卷8“藝文”，P22）而當時的定海縣令繆燧則在其《同歸域放歌一首並序》中寫到：“蓋聞號鼎攀龍，莫改忠臣之節，盟津扣馬，不加義士之誅；……各乃到今不死、同歸域者，葬故明與難翁洲之諸縉紳先生也。……乃於暇日，偶作放歌，揚已逝之幽芳，闡不朽之奇節……嗚呼君父之大倫，安問興亡何代，忠孝關乎，至性不分，群怨皆詩，下筆含悲，行歌當哭。……。”[25](P28a-29b)在當時那個時代，竟能寫出“傷心不敢話前朝”和“行歌當哭”這樣的詩句，雖表現出詩人的勇氣，卻也說明人們對這裏發生的慘痛事件的深切悲哀。
與此相同，在鄞縣和定海等地，還修建了一些紀念明清之際死難烈士的祠廟，到乾隆公開表彰忠節、抨擊貳臣之後，這種行為就更為普遍。在鄞縣的“重恩祠……崇禎六年重修為重閣，上祀宋邑宰王安石，下祀明邑令王章。章令鄞有惠政，後以禦史死甲申之難，時當三月十九日，鄞人歲於是日祭之”[25]（卷11，“壇廟上”，P5）。雖然王章並非鄞人，也不是死於這裏的抗清鬥爭，但因做過這裏的縣令也得到人們的崇敬。還有“旌忠廟……嘉慶二十年邑人黃定文、羅文義等建。正室祀明東閣大學士兼禮部尚書錢肅樂、東閣大學士兼兵部尚書張煌言，左右側……”[26]（卷11，“壇廟上”，P13b）。又有“惠民祠，縣西二十裏十字港，祀明冢宰聞淵。正德間，儒士楊欽奏湖田折銀事，淵在朝，實與有力，鄉人德而祠之（朱誌）。每歲三月十九日諱日，湖民醵祭（聞誌）”[26]（卷13，“壇廟下”，P26b）。這段記載也很有意思，本來是建祠緬懷一位有功鄉梓的明中葉大臣，但語焉不詳地又說三月十九日的諱日，湖民在這裏舉行祭祀儀式，是紀念這位聞淵呢，還是借此祭祀崇禎皇帝？在定海，則有“成仁祠，在北門外。康熙四十二年知縣繆燧捐建，以祀明季殉節諸人。乾隆間知縣莊綸渭分三龕，各列官爵姓名。設王妃陳氏以下十二位為一座，大學士張肯堂以下四十二人為一座，貢生黃希範以下十三人為一座。鹹豐間署廳事王承楷復分四龕……”。[13]（卷21，“祀典誌”，P8b-11b）這種大張旗鼓地紀念清王朝敵人的做法，在其它地方並不多見。
在這些地區，我們還可以找到類似的地方傳統。前面提到的鄞縣重恩祠是紀念王安石的，因為後者在任鄞令時為當地做了好事。可是歷代統治者都不喜歡王安石，清朝也不例外。徐時棟在《煙嶼樓筆記》中記，“雍正間，李敏達公衛巡撫浙江，嚴檄鄞縣撤毀王荊公祠，不知何以至今其廟無恙，且荊公祠在鄞者非一處，愚謂荊公在朝，誤國罪不勝言，而令鄞時則惠政甚多，於吾鄉水利尤極整頓，故他處廟可廢，而鄞廟獨不可毀，此亦改祀於鄉之意也”。[27]（卷1,P4b）對統治者的嚴令可以置若罔聞，目的只是為了維護地方性傳統。
定海也頗有自己的個性。“元旦各戶設香燭，……上元夜，諸祠廟張設燈裘群聚，裏人裝先朝故事，連騎結隊，鳴金擊鼓”。[25]（卷5，“風俗·歲時”，P37a）這個“先朝故事”無論是否指明朝故事，但至少應該是漢政權統治時期的故事，這是否有意向現存秩序挑戰呢？在各地，一般中秋節都在八月十五，但浙江東南的一些地方卻在八月十六。據說舟山的這個習俗與明朝俞大猷抗倭有關，[28](P59)而在定海，“八月十六日，士人家祀月於庭，為月餅……案中秋在十五日，惟寧俗易於十六日，相傳昉自南宋宗藩所更，今沿其舊”。[13]（卷15，“風俗誌”，P7a）“南宋宗藩”的故事顯然又與元代南宋遺民的歷史記憶密切聯系。此外，“九月二日，闔城鳴鉦鼓逐厲，延僧設焰口，施食。相傳為前明城難之日，設野祭以祀遊魂。康熙誌案：順治八年九月二日破定海，闔城被難，俗呼為難日。舊誌所載之事，今多不舉，惟被難諸家於是日設祭，謂之屠城羹飯”。[13]（卷15，“風俗誌”，P7a）如果說前面的例子都是前朝之事，頂多有影射之嫌，後一例則是對本朝定鼎時清兵屠城死難民眾的紀念，這種對政治忌諱的挑戰同樣被化為一個民俗節日，與中元節、祭厲等做普渡時類似。這樣的地方文化傳統、這樣的歷史記憶傳統與太陽生日的習俗完全是一致的，它們的內在邏輯完全有異曲同工之妙。
在同樣存在太陽生日習俗的臺灣，也有把對慘痛歷史的記憶化入地方民俗傳統的例證。《臺灣省通誌稿》認為，當地民間信仰中普遍存在的“王爺”有130多都是“明鄭之忠貞之士，或有功於地方者，臺人崇其德、懷其義而祀之”。在這些王爺中有各種姓氏，但“其中以朱、李、池為最多”[17](P1377)。鄭成功被賜國姓，故朱姓成為一種象征，他們被混入王爺信仰，也可以在民眾信仰中長期留存。前面所舉臺灣父母會圖謀三月十九日起事之例，雖未必與太陽生日有關，但卻反映了三月十九之事之所以成為動民民眾的資源，是因為它深深植根於民眾的歷史記憶。
　　三、“太陽生日”凝聚的歷史記憶
對於清初人來說，特別是對於那些明遺民來說，崇禎皇帝的自殺和明朝的滅亡最初並不是記憶中的歷史，而是一種慘痛的現實經歷。
崇禎皇帝自殺的消息大約在四月底、五月初傳到江南，江南社會對此事的第一反應是普遍性的騷亂，這種動蕩的局勢直到五月十五日弘光帝即位才基本穩定下來。[29]第二年的清明時節，南京城內外遍貼傳單：“端陽競渡，吊屈原也；寒食禁煙，哀介子推也。三月十九，為先帝後銜憤賓天之日，攀髯莫及，吾輩於郊外結社醉酒，以誌哀恨。”太常少卿張元始也上疏說：“皇上允詞臣張星疏，擬於太平門外，遙祭先帝，臣愚謂應另設一壇，並祭東宮、二王於側，每年忌日，舉以為常。且斯日何日也，三光蔽天，九廟墮地，誠與尋常忌日不同。謂應敕天下，凡遇三月十九日，止音樂，禁屠宰，並停士民嫁娶、各衙門輕重刑罰，一以誌故宮黍離之難，一以激中外同仇之憤，直待函逆闖首，告先帝靈，而禁始弛可也。”[30](P234)顯然，朝廷民間對剛剛發生的這樣一個重大事件都頗為重視，將其視為或“制造”為一個具有特殊意義的紀念日。究其原因，在民間或出於對君父的樸素感情，在官方或出於對確立正統的需要。同時，在這個時候，由於江南半壁還在明朝手中，人們還沒有把這個日子與亡國之痛聯系在一起。
但到清兵南下、弘光政權滅亡後，南明政權一個個在此興彼衰之際，還互爭正朔，使三月十九日與崇禎皇帝的命運在人們頭腦中的印象逐漸消退；即使是心中不忘舊事之人，對此事此時的追思紀念也已有了新的意義。光緒《鄞縣誌》記：“董守諭，字次公。……丙戌三月十九日，思宗大祥，廷議寂然（墓誌），守諭乃上疏曰：‘臣聞忠孝節義由於朝廷之激厲，濡忍偷安由於誌氣之卑昏，……臣痛憶先帝焦勞十七載，無一日不思治求賢，無一日不籌兵辦寇，奈庸臣誤國，頓遭千古未有之慘，凡有血性，忍忘先帝身殉社稷之烈乎？臣去年窮居，值此時日，北望一幾絕，痛恨南都臣子若遺若忘，何怪忠孝節義掃地殆盡也。……宋高宗每正月朔日，率百官遙拜二帝，不受朝賀，今主上仁孝性成，百倍高宗，刻刻不忘報仇，則刻刻不忘先帝，刻刻不忘恢復，則刻刻不忘三月十九日。今年是日，即魯監國元年，追思泣血之首一日也。臣請躬率臣民，遍諭各藩軍士，縞素哭祭，每歲定以為制，使人人切齒怒號，庶君父大倫，從此振起。然後昊穹悔禍，神人共助，報不共戴天之仇，而建中興復古自烈也。’王著禮部傳示，速為舉行。”[12]（卷38，“人物傳”十三，P36a-38a，引董瑯：《甬東正氣集》）在董某的記憶裏，崇禎皇帝因農民起義而死的事實已可不必提起，它作為社稷覆亡的象征則需強調，因此到這時，紀念崇禎死難、喚起人們對此事件的記憶以激勵鬥誌，已經發生了目標的轉換；崇禎死難事件以及三月十九這個日子，幾乎從一開始就已經成為一種具有某種意義的象征性資源。
因此，值得我們註意的是：一方面，雖然崇禎皇帝的死及明朝的滅亡與李自成農民軍有直接的聯系，但在這裏，它卻被利用來對抗代之而立的清朝，農民起義的問題被從歷史的記憶中剔除出去了，與此相對應的是對“靖康之恥”的記憶；另一方面，東南沿海地區的居民沒有經歷過農民起義的掃蕩，沒有對因此而覆滅的明王朝產生直接的感情震蕩，對他們直接造成沖擊的是清兵的南下，是反剃發鬥爭和南明政權的興亡。因此，三月十九日被塑造成為一個象征，這個象征在表面上是對崇禎皇帝之死與明朝滅亡的追思，實際上則凝聚著對自己親歷的清兵南下所致一切傷害的記憶。
在這裏，我們有必要對本文的“歷史記憶”概念做一點討論。傳統的心理學研究傾向於認為，記憶是個人內心的活動，與周圍環境無關。但當代的社會心理學家卻將歷史記憶的形成和維持看成一個動態的社會心理過程[31](P4)。這就是說，歷史記憶首先是一種集體記憶，任何個人對歷史事件的記憶都具有社會的性質。某一群體中相當數量的人對某一歷史事件的記憶是大體相同的。而“對政治災難的集體記憶是一種在社會上被傳播的記憶。這些事件可能並不被公開紀念或流傳。但是，它們卻以習俗、口頭文化、紀念物和歷史檔案的形式存在下來。”[32](P150)其次，正因為記憶的傳承性和延續性，我們認為歷史記憶這個詞，既規定了記憶的對象是歷史事件，也指記憶本身的歷史，即在歷史發展的過程中，不同時代的人們對這一事件記憶、遺忘、重構(reconstruction)以及重新占用(reappropriate)的歷程。“人們談論和思考近期和年代久遠的事件的方式是由當前的需要和渴望決定的。”[31](P3)因此，在不同歷史時期，不同群體的人們對同一歷史事件的記憶也許會有很大的差別。再次，那些具有“負面”影響的歷史事件，或是由於政府的禁止或是由於過於讓人難堪而不被公開紀念。但人們強迫自己遺忘或不去思考某事的企圖總是失敗的，當人們被告知避免談論或思考一件重要的事情時，這件事情往往在記憶中紮下了根。[31](P10)在經歷了一段深受創傷和被抑制的時期以後，人們總是傾向於尋求一種方法來表達（或宣泄）感情。因此，東南沿海地區對明清鼎革時期的痛苦回憶，不可能因為清政府的壓制而消滅，但卻可能在時間無情的蕩滌中，變成一個供人們閑話的舊朝故事，盡管在言談中也許還有一些唏噓感嘆。這也許是所有歷史記憶的共同命運。
當然，三月十九日被塑造成為一個凝聚著歷史記憶的象征需要一個過程，這與人們隨著時間的推移對明朝與崇禎皇帝的評價有關系。對於親歷鼎革的明遺民來說，他們還沈浸在巨大的感情波瀾之中，還不可能理性地和客觀地思考明朝滅亡的原因和教訓。徐開任在順治十年時還專門寫下《癸巳三月十九日二首》、《烈皇帝誄》等詩，“無一字不具故國之思”[33]（徐開任：《愚谷詩稿》，P11-12）。楊炤的《辛亥三月十九日》詩（康熙十年）中說：“身是崇禎士，生從萬歷年。衣冠叨聖代，毛發長堯天。”其《癸醜三月十九日》詩（康熙十二年）中則說：“龔開久化碧，臯羽尚吞聲。歲歲宣陵淚，寧求孝子名。”[33]（楊炤：《懷古堂詩選》，P76）三月十九日總是可以引起遺民感傷的一個日子。鄞縣人紀五倫是崇禎四年進士，其子紀歷祚“明亡，棄諸生作道人裝，每年三月十九日，以麥飯泣奠思宗。或問草莽臣而祭天子禮有之乎？答曰：此所謂野哭者也”[12]（卷39，“人物傳”十四，P9a）。後來三月十九日的“太陽生日”就是這樣“野哭”的儀式化和象征化。
比起詩人來，史家應該更充滿理性，但清初谷應泰在論及明亡時仍對崇禎皇帝充滿同情，認為他是“涉亂世而多艱，生皇家而不幸”；認為他在遺詔中“以諸臣誤國，理或有然爾”[34](P1385)。張岱雖批評崇禎“焦於求治，刻於理財，渴於用人，驟於行法”，但還是認為他絕非亡國之君：“凡我士民，思及甲申三月之事，未有不痛心嘔血，思與我先帝同日死之為愈也。”連呼“嗚呼痛哉”[35](P40-42)。對君主專制持嚴厲批評態度的思想家唐甄，對崇禎皇帝的用人失當也毫不原諒，但還是認為他是“剛毅有為之君”。認為他“憂勤十七年，無酒色之荒，晏遊之樂，終於身死社稷，故老言之，至今流涕。是豈亡國之君哉！”[36](P122)
因此，在這樣一種切膚之痛的感受依然深切的時候，在江南地區的人們還在南明政權的旗幟下直接與清政權做鬥爭的時候，他們並不需要“太陽生日”這樣一個意義隱晦的象征，他們可以明確地打出朱明的旗號，就像那些奉明朝宗室起事或朱三太子一類事件那樣。只有當這一切的轟轟烈烈都歸於沈寂的時候，在清朝官方意識形態支配下的史學家不那麽懷念崇禎皇帝之死的壯烈、像《明史》那樣批評崇禎皇帝“用匪其人，益以僨事。乃復信任宦官，布列要地，舉措失當，制置乖方”的時候[37](P335)，那些哀慟不已的失敗者才會去創造一個象征，來寄托他們的歷史記憶。
如果我們的推理合乎情理的話，那麽太陽生日的故事應該是在順治末年東南沿海的大規模抗清鬥爭歸於失敗後創造出來的，可能又在康熙二十二年清朝收復臺灣後流傳至臺灣的。但這並不十分重要。重要的是一種活生生的現實終於開始轉變為歷史，轉變成為一種可以被記憶、也可以被忘懷的東西。在這期間，當一種歷史記憶在民間的延續可能對現存秩序構成威脅的時候，統治者就會努力使其成為忘卻的歷史，致使力圖保持這種記憶的人們不得不創造一種象征、一種隱喻，使此歷史記憶能夠不絕如縷。前述紹興民間的《太陽菩薩的故事》講述崇禎皇帝的三公主落發為尼，編出《太陽經》和太陽生日的故事，寄托她的思念，固然荒誕，但其中所表示出的意義與徐時棟的說法並無二致：“國家定鼎之初，吾鄉遺老最盛，感懷故國，每以莊烈帝死社稷之日，私設野祭，相聚拜獻。而事關禁忌，不敢明言。於是姑妄言之曰：此太陽生日之日也。日以當君，托生日以代忌日。”[27]（卷1,P11）都表明明朝遺民、特別是江南士紳制造此故事及節俗的過程。同時這個精英的創造由於被迫采用了民俗的形式，使精英意識向大眾傳輸；但正如下面所說的，民眾接受了這個形式，卻改造了它的內容。精英隱藏這個記憶的目的達到了，在民眾中傳承這個記憶的目的卻很難達到。
在這個故事或節俗被創造出來之初，其中包含的豐富的歷史和現實內涵，對於它的創造者和普通百姓的實踐者來說，可能都是心照不宣的。但是對於後者來說，在經歷若幹世代之後，是否還能體會到其中的曲折？徐時棟觀察道：“至於遺老既盡，野祭無人，而僧道反援為故事，歲以為常。婦女無知，相沿成俗，此太陽生日所以不十一月十九日而獨三月十九日之故也。以遺民黍離麥秀之悲，轉為僧道惑眾斂錢之助，末流可痛恨，而其初事甚可感念者矣。”[27]（卷1,P11）祭祀太陽生日的活動已經變成了一般意義上的祈福禳災，後代的普通信眾似乎淡忘了其中包含著的痛苦回憶。創造這一故事的先人們的苦心孤詣，終於難以抵抗時間的如水而逝。“記憶依賴於社會環境……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集體記憶和記憶的社會框架才是存在的；其依賴的程度就是，我們個人的思想將其自身置於這些框架之中，並參與到這種能夠進行回憶的記憶中去”[38](Halbwachs,Les cadres sociaux de la mémoire,v-vi.1925,Paris,1952.On Collective Memory,p.37-38;P359)。如果一種記憶失去了存在的社會氛圍，就不可能是較大規模的集體記憶，它只能在一部分熟悉典故的士大夫中間薪火相傳。
“當社會可能被打破成為一些起著不同作用的人們的群體時，我們也可以在其中發現一個較小的社會(narrower society)，可以說，它的作用就是保護和維持傳統的活力。無論這個社會是被引向過去還是引向現實中過去的延續，它在現實中的作用也只是達到這樣的程度，即，使這些作用適應於傳統，確保社會生活通過這些作用的變化而延續，這才是重要的。”[38](P353-354)在某種意義上說，具有遺民傳統或特定地方文化傳統的士大夫就是這樣一種“較小的社會”，他們試圖通過一種象征把前朝的歷史高度濃縮地保留在人們的記憶中，這是他們的神聖義務。但是，他們不是當朝的史官，他們的義務恰恰不是延續統治集團所需要的歷史傳統，而是正相反。在這個意義上，他們不是一般意義上的“較小的社會”，而是“民間社會”(civilsociety)的代表，盡管在他們自己來說，他們是代表著、並且試圖延續著一種漢人的正統。
然而，在東南沿海地區，始終存在著延續這種記憶的土壤，了解太陽生日之真意的也不僅是少數士大夫。在清朝統治時期，這裏對中央的對抗情緒總是要比北方強烈，這是因為清初抗清鬥爭主要發生在這裏，南明政權在這裏接替興亡；在這裏發生了“哭廟案”、“通海案”、“奏銷案”等一系列沖突，有以“反清復明”為號召的天地會活動，以至乾隆年間這一地區的一種常見的剪發割衣的巫術，會被皇帝誇大為謀反行為，要求地方官府高度重視[39]。紹興、寧波、鄞縣、定海這些地方，清初曾經生靈塗炭，與南明政權又曾有過密切的關系，太陽生日的寓意一定會在民間社會、在一定的人群中傳承。否則，也不會在同治、光緒時的地方誌中得到記載，一直流傳至今的有關太陽生日的民間故事與朱天廟的民間傳說也絕不是民國以後的新創造。
關於明清代嬗和此過程中的一切人事，並不是沒有歷史的記憶流傳下來，但載諸正史的只是這種記憶的一種版本，它經過官方的首肯和傳播，成為流行的或為人熟知的版本。崇禎皇帝似乎曾被輿論制作成一個讓人同情的君主。《多爾袞攝政日記》中記：“崇禎皇帝也是好的，只是武官虛功冒賞，文官貪贓壞法，所以把天下失了。”這不僅與所謂的崇禎遺詔中的說法相同，而且幾乎成為後世統治者對崇禎的經典理解。順治十六年，皇帝為崇禎立碑說：“明崇禎帝，尚為孜孜求治之主，只以任用非人，率致禍亂，身殉社稷，再則曰若不急為宣揚，恐千載之下，竟於失德亡國者同類齊觀。嗚乎。”[40](P959)康熙皇帝也將崇禎與一般的末代君主區分開來，將其列祀於歷代帝王廟中，而乾隆帝稱此舉“實天下大公定論”[40](P219)，且為了統治的需要而大力表彰明末清初死難的忠臣義士，貶低降清的“貳臣”。
盡管如此，清政府始終沒有、也不可能給崇禎皇帝所代表的朱明王朝以特殊的尊崇地位，因為若是如此，清朝就將失去正統性。他們對崇禎皇帝的表揚，只不過是從個人的角度出發的，絕不願意把他與朱明王朝的正朔聯系起來。因此無論做出什麽調整和變化，這都是明清之際歷史撰寫中的一個基本點。以太陽生日習俗為代表所凝聚的歷史記憶，則是例外一種版本，它代表著對朱明王朝所象征的原初的或本土的歷史傳統的懷念，代表著與清朝的對立。因此在這一點上，它是與對明清之際史事的官方版本具有根本差異的民間歷史。
委曲求全地把特別的歷史記憶寄寓在新制造出來的民間故事和習俗之中，雖然有導致失傳的危險，但卻可以通過這一似非而是的習俗逃過毀滅的命運。當歷史的車輪將清帝國推向窮途末路的時候，這種特殊的、沈澱在士人心裏、傳誦在民間婦女口中的記憶又在新的形勢下浮出水面。“壬寅（1902年）三月初旬，太炎提議謂欲鼓吹種族革命，非先振起世人之歷史觀念不可。今距是年三月十九日明崇禎帝殉國忌日未遠，應於是日舉行大規模之紀念會，使留學界有所觀感雲雲”。[42](P497)民國元老於右任在辛亥革命前夜的三月十九日感嘆道：“舊事重提，傷心何限。同胞同胞，尚憶此慘紀念之三月十九乎！今日者，祖國之風雲更急矣，好男兒，其忍再睹神州之陸沈乎！”[43](P157)三月十九日又重新成為一個象征，成為一個“國恥日”，成為亡國滅種的標誌；對它的歷史記憶也被賦予了新的內容，至少，這一記憶的民間文本被賦予了合法性。
至此，太陽生日的使命應該說是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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