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平的報紙上見到東京電報，知道與謝野寬先生於三月二十六日去世了。不久以前剛聽見坪內逍遙先生的噩耗。今又接與謝野先生的訃報，真令人不勝感嘆。…

對我們來說，人死後不會立即消逝，他們仍沐浴在一種生命的光輝中。 ——馬塞爾·普魯斯特

當瑪莎的聲音從電話另一端傳來的時候，教兄吉姆的臉上總是會帶著微笑。因為她不僅是教徒中最年長的一個，而且也是最虔誠的教徒之一。所有的孩子都叫她“瑪莎姑媽”，她走到哪兒，就把虔誠、希望和愛帶到哪裏。 

然而這一次，她說話的聲音有些異常： 

“教士，今天下午您能來我這兒嗎？我需要跟您談談。” 

“當然可以，我大約3點鐘到，好嗎？” …

任何理解生命意義的人，決不會害怕死亡。 ——托馬斯·富勒

在我做教師和健康護理員雙重身分的職業中，我一直工作在許多感染愛滋病毒的孩子們中。同這些特殊孩子們的關系永遠是我一生的禮物。尤其，從泰勒那裏學到了勇氣，讓我把泰勒的故事講給你聽。 

泰勒出生時就感染有愛滋病毒，他的母親也感染了這種病毒。從他生命的開始，就依靠藥物生活。當泰勒5歲的時候，通過外科手術在他的血腔血管中植入一個軟管，這個軟管同他背著的包裹內的泵相連，藥品掛在泵上，不斷地通過軟管，輸送到血液之中。有時，他需要補充氧氣來維持他的呼吸。 …

死者並沒有死亡。他們在一旁觀看並幫助我們。 ——D·H·勞倫斯

孩提時我經常想：麻雀死後飛到哪兒？我想不明白，一直對此迷惑不解。現在我看見一只麻雀沒了生命，靜靜地躺在那兒，悄無聲息。我知道它沒死。一定是什麼東西傷害了它：這種東西把它，一個迷途的靈魂，在黑夜裏帶走了。 

6歲的時候，我最要好的朋友是街上的一個男孩。我們常在沙箱裏玩，講那些早被大人忘記的事——像永遠這麼小點兒，或者講藏在床底下，衣櫥裏面的妖怪。他叫湯米，但我叫他麻雀，因為對他的年齡來說，他長得有些瘦小。現在想起他的名字有著莫大的諷刺含義：他也死了。 …

我們死後，會有別人來占據我們的位置。但畢竟與我們不同  ——謝爾蓋·葉塞寧

當我還是一個小男孩的時候，我的一項重要工作就是幫助父親撿拾柴禾。我熱愛這項工作，我同父親一起到樹林中砍劈木柴。我們是男人，就像強有力的伐木工人一樣在一起幹活，做我們份內的事，要讓我們的屋子和女人們一起溫暖起來。是的，父親教我要成為一名奉獻者，這是一種非常好的感覺。他經常和我打賭，說我不可能在500下之內劈開一塊巨大的多結的木頭。噢！我是多麼賣力呀！大多數都是我贏了，但我想他每次總是給我足夠的劈砍次數，因為他喜歡當那塊木頭在我最後（第499次）全力一擊之下，最終被劈開，我是多麼的驕傲和興奮。然後，我們推著裝滿木柴的雪橇往家走，朝著食物和一個溫暖、歡快的火堆前進，鼻子卻被凍得直淌鼻涕。 …

與城市的「業餘牧師」不同的，是「城市薩滿」。

「城市薩滿」也多是源於一些理想破滅的中青年人。在「城市薩滿」中，女性相對比較少。這些人在經歷過奮鬥，經歷過打點，經歷過失敗後，他們決定放棄以往的理想和以往的追求，開始研究八卦、氣功，或者其他什麼神秘的東西。他們在開始的時候，真的是為了尋求自我解脫，獲得一種心理上的安慰，心理平衡。不料，在這一過程中，他們發現了一個新的世界。在這個世界當中，自己同樣可以贏得尊敬。於是，他決定往深研究了，同時他們還決定走出家門雲遊全國，尋訪一些有名的氣功大師，拜在他們的腳下，做他們的弟子，學習修行練功的方式方法，學習如何發氣、排氣、接氣、運氣等等，學習如何同宇宙接通，接受來自天外的信息，並學習氣功治病，氣功破案，氣功排憂等等。

逐漸成為一些人物了。…

在哈爾濱這座城市裡，各種各樣的思維模式和反應方式是多姿多彩的。

這裡只聊其中頗為有趣的一種。

哈爾濱的這種別樣、有趣的思維方法，又更多的凸現在企業，以及民間的交往當中。這種思維方法的重要特點，一是有讓人有莫名其妙的權威性，二是他們使用的「咒語」，既人人熟悉，又深入民心。是一種流動性廣、普及、生命力強，又活潑生動的判斷媒體。

如果有人掌握了這條法則，又能破譯其中的奧秘，他便會在人際交往中，乃至事業的發展上，發揮著不可估量的作用。不僅如此，還會因此獲得誠實、憨厚、老成、知情達理、有城府的殊榮。…

哈爾濱是一座特別能喝白酒的城市。這一點，估計在全國也是首屈一指的。

如果說，過去的哈爾濱人能喝酒，是因為天氣冷，是因為機械化、現代化程度不高，更多的人要在戶外作業（便是在戶內作業，取暖也常常不盡如人意），這樣喝點酒，取取暖，無可指責。

而今，哈爾濱人仍然特別能喝白酒，就絕不是天氣冷，或者與戶外作業有關了。…

我曾去北京開過一次很體面的會，住在一家四星級的賓館裡，那裡安排的每一餐，都是來自國內各個不同省份的不同風格的菜。這裡且不說那兒的菜碼大小了，畢竟是四星級的賓館，菜碼自然要斯文些。只是讓我這個哈爾濱的食客難以忍受的是，那裡盛飯的碗非常之小。頭兩頓飯，由於不好意思總去盛，沒吃飽。吃過飯之後，再慌裡慌張地跑到街頭的小館補一頓，不然，餓得連自尊心都沒有了，精神也恍惚了。終於有一次忍不住了，丟下手中的那個玲瓏的小碗，說：「我們哈爾濱人喂鳥才用這樣的小碗兒！」說著，我拽過一個大盤子，狠狠地盛了一大盤子飯，吃了起來………

沒有到過黃山之前，常常聽人說黃山的松樹有特色。特色是什麼呢？聽別人描摹，總不 得要領。所謂「黃山松」，一向在我腦際留下一個模糊的概念而已。這次我親自上黃山，親 眼看到黃山松，這概念方才明確起來。據我所看到的，黃山松有三種特色：

第一，黃山的松樹大都生在石上。雖然也有生在較平的地上的，然而大多數是長在石山 上的。我的黃山詩中有一句：



「蒼松石上生。」石上生，原是詩中的話；散文地說，該是石罅生，或石縫生。石頭如 果是囫圇的，上面總長不出松樹來；一定有一條縫，松樹才能扎根在石縫裡。石縫裡有沒有 養料呢？我覺得很奇怪。生物學家一定有科學的解說；我卻只有臆測：《本草綱目》裡有一 種藥叫做「石髓」。李時珍說：…

李叔同先生，即後來在杭州虎跑寺出家為僧的弘一法師，是中國近代文藝的先驅者。早在五十年前，他首先留學日本，把現代的話劇、油畫和鋼琴音樂介紹到中國來。中國的有話劇、油畫和鋼琴音樂，是從李先生開始的。他富有文藝才能，除上述三種藝術外，又精書法 ，工金石（現在西湖西泠印社石壁裡有「叔同印藏」），長於文章詩詞。文藝的園地，差不 多被他走遍了。一般人因為他後來做和尚，不大注意他的文藝。今年是李先生逝世十五週年紀念，又是中國話劇五十週年紀念，我追慕他的文藝觀，略談如下：

李先生出家之後，別的文藝都屏除，只有對書法和金石不能忘情。他常常用精妙的筆法 來寫經文佛號，蓋上精妙的圖章。有少數圖章是自己刻的，有許多圖章是他所贊善的金石家 許霏（晦廬）刻的。他在致晦廬的信中說：…

一、江行觀感

譯完了柯羅連科的《我的同時代人的故事》第一卷三十萬字之後，原定全家出門旅行一 次，目的地是廬山。脫稿前一星期已經有點心不在鎬；合譯者一吟的心恐怕早已上山，每天 休息的時候擱下譯筆（我們是父女兩人逐句協商，由她執筆的），就打電話探問九江船期。 終於在寄出稿件後三天的七月廿六日清晨，父母子女及一外孫一行五人登上了江新輪船。



勝利還鄉時全家由隴海路轉漢口，在漢口搭輪船返滬之後，十年來不曾乘過江輪。菲君 （外孫）還是初次看見長江。



站在船頭甲板上的晨曦中和壯麗的上海告別，乘風破浪溯江而上的時候，大家臉上顯出 歡喜幸福的表情。我們佔居兩個半房間：一吟和她母親共一間，菲君和他小娘舅新枚共一間…

九年前我初到香港，首先感受的便是上政時香港人的匆匆腳下步。展望去只見眼前人頭攢動，寫字樓的小姐們頂著烈日，職業裝穿得一絲不茍， 兩條腿齊刷刷在套裙的狹小範圍內做著高頻擺動，心中不免驚嘆：難道人高馬大的我，競走不過這些纖纖南國女孩?於是盯準了前面的幾個目標，大步流星趕將過去，很快超出。正在竊喜之時，勁道稍懈，身邊便如過江之鯽紛紛行過，但見原來的目標早又在前面閃現，於是暗嘆： 高效率絕非短期效應，而是長年累月積蓄而成的啊。 

所謂效率，簡單地說就是單位時間中完成的工作量。這恐怕是針對某一具體工作或任務而言，其實，在林林總總多姿多彩的社會生活中，效率的體現可能更加含蓄更加復雜。…

這是另外一個關於死去父親的荒謬的夢：

我接到故鄉市議會寄來的一封信，關於某人一八五一年住院的費用，這是由於他那時在我家發生痙攣而不得不住院的。對這事我感到很怪，因為在一八五一年我還沒有出生，同時和這可能有關的家父已經逝世了。我於是到隔壁房見他，父親正躺在床上。然後我告訴他這件事，使我驚奇的是，他記得在一八五一年裏，他有一次喝醉了被關起來，那時他正替T公司做事。於是我這麼問："那麼，你也是常常喝酒的啰？那麼後來你是否接著就結婚了呢？"算來我是在一八五六年出生的，好像剛好是在接下來的一年。…

下面是許多具有同樣的結論的例子之一。



夢者處身於一個大庭院內，那裏正在燒著許多死屍。他說："我要離開這裏，我受不了此種景像。"（這確實不是一種言談。）然後他遇見屠夫的兩個孩子。他問他們："嘿，它們的味道好嗎？"其中一個說道："不，一點都不好。"--好像指的是人肉。



這夢的無邪部分是這樣的：夢者和太太在晚餐後一起去拜訪鄰居--一個好人但是卻不令人有胃口的（譯者按，意即不很受人歡迎的）。這位好客的老太太剛好吃完晚飯，並且強迫…

在德國布來梅有這樣一個“習俗”：假如你年滿30歲時仍未婚，那麽你必須到布來梅大教堂前勞動一次——男性打掃大教堂的台階，女性擦洗酒桶開關。

孑然一身的斯特凡剛過罷30歲生日，朋友們便通知他某月某日某時到大教堂前勞動。當然事先是和他商量過的，並已到警察局申報過。

到了預定的這一天，斯特凡身穿黑色燕尾服，戴一頂高頂禮帽，打扮得活像上個世紀的紳士（每年到教堂前來勞動的人都必須如此），在朋友們的陪伴下來到大教堂前。

大教堂前的階梯總是一塵不染，掃什麽呢？不要緊，朋友們自有辦法——只見有人從汽車裏拖出幾個大袋子，把裏面的酒瓶蓋嘩啦一聲全撒在大教堂前的階梯上。…

2008年歲末，一冊“妙書”問世，這是美國女教授勞倫斯（P. Laurence）《麗莉·布瑞斯珂的中國眼睛》（Lily Briscoe’s Chinese Eyes）的中譯本。說它是“妙書”，那是一眼就可以看出的：封面上寫著：“在布魯姆斯伯里，流言有著閃光的價值”，先就不同凡響；接著是作者在書前的一小段題記，其中談到她兒時母親給她念的童謠：“‘你在後院挖呀挖，你挖到了中國嗎？’當時，她無論如何也不會想到，我居然終於挖到了！”

這位勞倫斯女教授“挖”到了什麽寶貝呢？原來是朱利安·貝爾、弗吉尼亞·伍爾芙以及中國藝術家淩叔華的信件。至於麗莉·布瑞斯珂，她是伍爾芙小說《到燈塔去》（To the Lighthouse）中的女主人公。…

1936年1月到1937年1月，英國女畫家瓦內莎·貝爾（Vanessa Bell）的兒子、弗吉尼亞·伍爾芙（Virginia Woolf）的外甥、布魯姆斯伯里文學圈子中的青年才子朱利安·貝爾（Julian Bell，1908～1937），在中國鬧了一場高調的、蜚聲中外的、堪稱“轟轟烈烈”的婚外戀。這場婚外戀甚至可以視為英國布盧姆斯伯里文學圈子和中國文人之間一段脫離政治、超越時代的文學交往的象征。

28歲的朱利安應聘到武漢大學文學院來當教授——當時就很“國際化辦學”的，他承擔三門課程：《英語寫作》、《莎士比亞》和《英國現代主義作家》，每周16課時，年薪700英鎊，聘期三年。誰知他剛來幾個月，就和院長陳源（西瀅）的夫人、比他年長8歲的女作家兼畫家淩叔華墮入情網。這場“國際婚外戀”的八卦花絮不是本文要討論的，這里我們只關注這場婚外戀所結出的中英文化交流之果。…

弗吉尼亞·伍爾芙（Virginia Woolf）曾有名言曰：“在戈登廣場46號，沒有什麽是不能談的，沒有什麽是不能做的，這是文明的一次偉大進步。”（《生命的瞬間》）這幾句話幾乎可以視為布盧姆斯伯里（Bloomsbury）文學圈子的“革命宣言”。這是一個英國上流社會的文化人圈子，這個圈子與同性戀有著不解之緣。

在戈登廣場46號的客廳里，人們經常談的是什麽呢？首先是關於性的問題。在這方面，這里的人們有著完全的言論自由，瓦內莎·貝爾（Vanessa Bell，就是前些年在中國引起官司的著名才女K的英國情人朱利安的母親）寫道：“大家可以毫不皺眉地談論親吻、肛交、口交和愛撫。”伍爾芙也說：“性事滲透在我們的談話中，‘男色’這個詞不斷在我們口中出現。我們帶著同樣的熱情和自由來談論交媾和談論善良本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