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簡略地說一下沈從文和上海的關系。

1928年1月2日，沈從文從北京來到上海，一個星期之後給北京的朋友寫信。他說，他把在上海住的稱為“塌而黴、塞”，就是很狹窄很發黴的一個小房間。他說我到上海第一個和出版社的經理見面。暫且說經理以前藐視他是因為他沒錢，藐視態度不說，假裝親熱的態度真叫人傷心哭淚。他說，明明是瞧不起我，但假裝親熱讓我更加覺得受到屈辱，我在北京就不一樣，問一個博士借五塊錢，博士馬上借給我了，北京人不把錢看得那麼重，上海人怎麼這麼怕借錢，怕借錢不要緊，但又假裝親熱。他覺得非常不舒服。

他住在上海，主人也是講錢。小小房子，每個月要給二房東13塊錢，還外加倒馬桶費1塊錢、打掃灰塵費1塊錢，洗衣費1塊錢。他說，北京不一樣，北京可以欠錢的。他非常懷念北京，不喜歡上海。然後，他說上海最討厭的是吵鬧，吵得頭疼，沒有北京的安靜。他說我怎麼辦呢，我只能深夜去大馬路，每一個人的臉我都仔細觀察一遍。他用鄉下人的眼光毫不客氣地看。上海人最討厭被人盯著看，但他不管，就盯著看，然後統計。他說，100個穿皮領子的新式女人中，沒有5個夠格，每個人臉上都是憔悴的臉色，每個人好像都是受了傷，每個人都有姨太太或者窯姐的味道。他說，我想我是不適宜做上海人的。

他對上海沒有好話。更重要的呢，上海也拒絕他。他說，我在上海是什麼身份呢？他說，我在上海是一個文化工人。我來上海就是整天寫作，上海資本家就整天敲詐我，逼得我成了寫作機器，我一天不寫就沒有錢，沒有錢在上海就沒辦法生存，因此，我只能拼命寫。老板只給他很少的錢，逼著他簽合同，榨幹凈他身上的每一滴血，榨幹他所有的智慧。在這種壓榨下，他疲勞不堪，一點創造興趣都沒有。在上海，他始終是一個文化工人的角色。

因此，他對上海的觀察就跟北京不太一樣。他說，有一天我在上海的陽台上看上海的城市，我伏在濕欄桿上在想另一個窗子裏的另一個人家在做什麼事。他說，我不知道工廠的夜班是如何的忙碌，我想象的夜班是在一些小房子裏總有一些小學徒一邊打盹一邊做事情，我想象那些銅匠、那些印刷工人他們大概和我一樣沒有辦法睡好覺，他們是那樣的骯臟，走近他們的身邊有一種難聞的氣味，手上全是油膩和鐵銹，頭腦又是那麼愚蠢。他說這樣的生活是人的生活嗎？但是我想想，他們那麼蠢，我有責任來釋放他們。

請註意，他觀察上海他所註意的是那些工人，這顯然是和他的文化工人的身份相似的，他觀察的城市是貧民窟的上海，他有一種感同身受的感受，但是他又不同於左翼作家的那種感受，他覺得工人們蠢；也不同於新月派的那些紳士們的感受，他還想到自己的責任。所以他的觀察非常獨特。他說上海給人的感覺總是一個夏天的午後的感覺，這個地方整個的都很無聊，一切生命都是浪費。他對上海抓住了兩個詞：無聊和浪費。我覺得這是相當精彩的、獨特的直覺性的感受。而且他用腐爛兩個字來概括上海都市文明。這個文明是金錢滲入，一切都是物質化、利益化，不僅是上流社會的糜爛，這整個人的生命的激情都已喪失。他特別講到了上海的“君子”，他說上海出現了一種“新君子”。“新君子”的特點是什麼呢？是“毀人於有意而無形中”，自己還不失為君子，這是很尖刻的觀察。他說，上海的這種中間人，他們享有聰明、穩重和尊重文明的命運，就是看起來他們很聰明，很穩重，很尊重文明，有一種迷人的風度，但是卻是內在的生命的枯竭。

他從生命立意的角度出發，生命立意是他的一個觀察點。他說北京人的生命是怯懦的，而他在上海看到生命力的枯竭。他的小說《羅漢》寫一個女人，所有男人都拼命追求這個女人，有的用客氣的表現，有的用委婉的、壓制的書信，有的用虐待自誇的獻媚，凡是社交場合所必須有的紳士風度的行為，男人都做過了，但這個女人全看不上，因為她需要利益，需要強壯，這是上海紳士提供不了的，最後她自動跑到了一個軍人的身邊，因為她追求的是雄強的生命活力。他和上海的關系是一種內在的緊張，所以他拒絕上海，上海也拒絕他。他對上海是以一種鄉下人的角度，認為上海文明是腐爛的文明，非常的精辟。

更使我們想象不到的，面對這樣一種上海文化，他產生了恐懼感，產生了自我危機感。他說，我不能再在這裏呆下去了，我再呆在這裏，我原有的生命力，我的祖先給我的生命力也沒了。他向先祖懺悔，說你們給我的誠實、勇敢、熱情，血質的遺傳到如今恐怕都已經蕩然無存，我在上海我的生命力要枯竭了。對現代城市文明他有一種強烈的恐懼感和危機感。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在上海所體驗到的這樣一種都市文明的撞擊所產生的對人的生命的危機感，使他聯想起了鄉土的恐懼感。沈從文的《丈夫》這篇小說是寫在上海的，他從上海親身感受到了這種生命的危機感，就是原始生命的活力有可能被現代所吞噬這樣的危機感，使他想到了他的家鄉這樣的危機已經出現了。《丈夫》就是寫這種精神關系已經滲透到山村，當地的農民把自己的老婆送去船上去賣唱。他就寫這個女人從鄉下到城裏去變成城裏人，變成城裏人之後她的習慣什麼都變化了。這種精神關系滲透到山村之後，他產生一種危機感，是在上海的體驗加深了這種危機感。

這很有意思，他在北京寫了《邊城》，在上海寫了《丈夫》，這顯然是和他在北京、上海的不同體驗有關的。他在上海感受到的文明危機，使他加深了家鄉的同樣被現代文明吞噬的危機感。同時，他面對上海這種他所拒絕的都市文化，他提出了他的文化理想，一個是不是需要重新恢覆、重新喚起他家鄉所謂的苗族文化所代表的鄉土文化所擁有的生命活力，面對著都市文化的糜爛，是不是需要喚起他家鄉的包括少數民族的那種比較原始、雄強的生命活力來做一個補充，所以這一時期也就是在上海的時期，他用理想化的眼光，用理想化的筆觸創作了《龍朱》、《媚金》、《豹子和那羊》、《七個野人和最後的迎新節》、《雨後》。在這些小說裏面，就和《邊城》的那種寧靜、肅穆、和諧不同，在這樣的鄉土小說裏面充滿了無忌的野性，一種圓滿健全的生命力，這是被上海糜爛的都市文化所激起的鄉土想象，而且鄉土想象是被他聖潔化的，被他理想化的。他想用這種平凡的、簡樸的、單純的生活方式來對抗這種畸形的都市文化，他覺得這種存在於自然狀態中的一種生命形態極有可能抑制現代都市的弊病。因此我們可以感受到他作為鄉下人的自傲和尊嚴。（收藏自 2004-05-11愛思想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