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的問題既然上升到了美學層次，自然要接受中國古典哲學光輝的照耀，僅僅研究“形而下”遠遠不夠，還必須琢磨“吃”的“形而上”。我們的老祖宗因為沒有做過實證研究，故不明白每種食材所含的物質成分，但卻能將每種食材與五行學說一一對照，提出五行相生、五味相濟、五臟相通的高深論點，每種食材走那經，補益某臟腑，適合某體質，說個小蔥拌豆腐——一清二白。飲食之道與“醫道”掛鉤，分出“陰”“陽”，通過損有余、補不足達到動態平衡。中醫理論經典《黃帝內經·素問·玉版論要篇第十五》有一段話說得十分精辟：“帝曰，以候奈何？岐伯曰，必先度其形之肥瘦，以調其氣之虛實，實則瀉之，虛則補之。”“補”之大法是食補，食補的要義是“吃啥補啥”，所謂藥食同源，吃心補心、吃肝補肝、吃腎補腎、吃眼補眼。又說國人陰氣太重陽剛不足，於是乎，那些虎鞭、鹿鞭、牛鞭、馬鞭、海狗鞭、鯨魚鞭，便成了中國人壯陽的秘密武器。

古典醫理的運用為國人的“吃”開了新的渠道。《黃帝內經·素問·玉版論要篇第十五》又雲：“必先去其血脈而後調之，無問其病，以平為期。”黃帝問如何診斷疾病？岐伯說：調氣“必先度量病人的身形肥瘦，了解它的正氣虛實，實證用瀉法，虛癥用補法。但必先去除血脈中的凝滯，而後調補氣血的不足，不論治療什麽病都是以達到氣血平調為準則。”

陰陽五行學說運用於“吃”的方面，開了新生面。何謂陰陽？當代哲學家何新用現代的觀點解釋，認為陰陽概念的本質就是現代物理學講的“能量”。能量的熵化，能量的消失，就是“陰”；能量的聚集，能量的增強，就是“陽”。此說甚妙，“吃”的本質就是能量的吸納，故有吃的曰“陽”，沒吃的曰“陰”；食物充足曰“陽”，食物匱乏曰“陰”；五谷豐登曰“陽”，赤地千裏曰“陰”。陰與陽兩種範疇交替運動和循環，所謂“一陰一陽之為道”。

國人悟透了“吃之道”，不同的情況有不同的對待——

其一，遇上太平年景則“陽吃”。此一階段國民情緒亢奮，大吃而特吃，變著花樣吃，徹徹底底地做到“損有余”，人人做個“月光族”，吃光喝凈方才罷休，以餞行“實則瀉之”的醫理。河南洛陽偃師二裏頭村考古發掘表明，早在距今大約3800－3500年的夏代國人就已懂得燒烤獸肉；夏代最後一個國君桀，《烈女傳》上說，他“為酒池可以運舟”，令三千人作牛飲，“醉而溺死者，妹喜笑之以為樂”；殷商時期，紂王“以酒為池，懸肉為林，使男女裸相逐其間，為長夜之飲” （《史記·殷本紀》）；西晉重臣何曾、何劭父子其飲食勝過皇家禦膳，何曾一日飲食費錢一萬，還說“無下箸處”。其子何劭一日飲食以耗錢二萬為限，食必盡四方的珍禽異獸。晉代的一萬錢當時可買7只羊、10匹官布或一兩黃金，也相當150-200石糧谷（《晉書·食貨志》）；南朝的南梁驍將魚弘自稱為政期間有“四盡”：水中魚鱉盡，山中獐鹿盡，田中米谷盡，村裏民庶盡。以“吃光殺光”的政績而沾沾自喜；宋朝的百姓好吃，據孟元老所著《東京夢華錄》卷2“飲食果子”條不完全的統計，菜品有五、六十種之多。周密的《武林舊事》記載大將張浚宴請宋高宗時的食單，水果菜肴包羅萬象；明朝一幫子權貴大刮吃喝風，連有改革家美譽的宰相張居正也好不到哪裏去。如文人謝肇淛所記述的那樣：“窮山之珍，竭水之錯，南方之蠣房，北方之熊掌，東海之鰒炙，西域之馬奶，真昔人所謂富有小四海者，一筵之費，竭中家之產不能辦也。”（《五雜俎》卷 11）明代官俸最薄 （見趙翼 《廿二史劄記》卷 32），大吃大喝錢從何來？不是“三公消費”何能如此；回首清朝末年，北京盛行滿漢全席，王公貝勒、達官貴人的流水宴能夠擺上三天三夜，把中國的“飲食文化”推上了登峰造極的境界。晚清皇太後慈禧是中國歷史上有名的“奢侈太後”、“美食太後”和“能吃太後”。據說，她的個人壽膳房就有八個院落，房屋108間，共128人操作，每飯約精饌150品，每膳備粥約50余種。就是出行規格也不能降低，有一年，慈禧乘火車去奉天，車上的臨時禦膳房就占了4節車廂，其中一節車廂裝了50座爐竈，廚師100人，每餐備正菜100種、糕點水果糖食幹果100種。公元1886年8月，清政府的全權代表李鴻章在美國舉辦答謝宴會，一道道色香味型俱全的中國菜點使到場的美國總統富蘭克林和所有的西方人無不驚嘆不已，可是當時的中國實際上貧弱至極，掙紮在饑餓線上的人口何止千萬。真個是“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魯迅先生說過：“中國菜世界第一”，“飲食問題，不僅可以反映社會的物質文明程度，也可以反映出一定社會的社會狀況以及暴露種種社會痼疾。”從某種意義上講，那些朝代是吃垮的。

其二，遇上災荒或者歉收年景則“陰吃”。此一階段國民情緒低落，聰明的中國人專務“形而上”以“補不足”，人人熱心於精神會餐，以餞行“虛則補之”的醫理。中華民族是一個多災多難的民族，在幾千年的歷史上饑荒不斷，“白骨露於野，千裏無雞鳴”的悲慘景象時有發生，“吃飯”一直是一個生死攸關的大問題。文革年代被稱為“三家村”老板的作家鄧拓說：“我國災荒之多，世界罕有，就有文獻可考的記載來看，從公元前18世紀，直到公元20世紀的今日，將近四千年間，幾乎無年不災，也幾乎無年不荒。西歐學者甚至稱我國是饑荒的國度。”1999年中國社會出版社出版的《中國災荒史記》，其間這樣綜述道：“中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多災的國家，歷史上發生的自然災害實已無計其數。……我國災荒之多，世罕其匹，自然災害對於中華民族從來就是一個極大的威脅。”歷史資料統計表明：秦漢兩代自然災害375次，三國兩晉南北朝304次，隋唐515次，宋朝874次，元朝513次，明朝1011次，清朝1121次。因災荒而死亡的人數遠遠大於戰爭和瘟疫。遠的不說，僅以20世紀為例：1920-1921年華北四省區大饑荒死1000多萬人，1928-1930年北方八省大饑荒死1300多萬人，1931年長江水災災後因饑餓、瘟疫死亡300萬人，1934年全國大旱災餓死600萬人，1942年中原大饑荒僅河南一省就餓死300萬人，1943年廣東大饑荒300萬人凍餓而亡，1946和1947南方大饑荒兩年間僅粵桂湘三省就餓死了1750萬人，1959-1961年三年“天災人禍”造成非正常死亡人數估計超過3600萬人。中國人饑餓的記憶太深太深了，深到我們集體患了饑餓恐懼癥，常將“吃”字掛在嘴邊正是這種記憶的折射。

中國人重視吃，民間語言有最典型的體現，國人造詞習慣帶上一個“吃”字，是饑餓記憶的自然流露，饑餓年代咀嚼這些詞兒不啻為對胃的有效安慰。國人有本事把任何事情都與吃聯系在一起、用吃來形容。譬如，把從政的叫“吃政治飯”、“吃官飯”，做生意叫“吃算盤子飯”，文人叫“吃筆桿子飯”，教師叫“吃粉筆灰”。沒有正當職業的人靠女人為生叫“吃軟飯”，賣弄口舌的叫“吃嘴巴皮子飯”，投機取巧為生的叫“吃松活飯”。情況緊急叫“吃緊”，受了驚嚇叫“吃驚”，經受困難叫“吃苦”，力不從心叫“吃力”，受了損失叫“吃虧”，占了便宜叫“吃了甜頭”，打耳光叫“吃巴掌”，被訴訟叫“吃官司”，槍斃叫“吃花生米” 。成批購進叫“吃進”，賭博全贏叫“通吃”。其他如：吃獨食、吃香、 吃醋、吃老本、吃得開、吃小竈、吃不消、吃不準、吃不飽、吃巴掌、吃回扣、吃大戶、吃豆腐、吃閑飯、吃利息、吃瓦片、黑吃黑、吃幹飯、吃大鍋飯、吃現成的、吃素的、吃槍子兒、吃了槍藥、吃閉門羹、吃啞巴虧、吃透精神、吃裏扒外、吃罪不起、軟硬不吃、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坐吃山空、吃軟不吃硬、幹什麽吃的、啞巴吃黃連、王八吃秤砣、吃人不吐骨頭、吃一塹長一智、吃不了兜著走、一招鮮吃遍天、吃飽了罵廚子、吃了熊心豹子膽、癩蛤蟆想吃天鵝肉等。暗含“吃”字的如：飲泣、飲彈、食言、糊口、混飯、飽漢子不知餓漢饑、撐死膽大的餓死膽小的，還有什麽鐵飯碗、喝西北風、小菜一碟、膾炙人口、秀色可餐、寢皮食肉、囫圇吞棗、因噎廢食……。總而言之，我們的吃文化，真是登峰造極、無以覆加了。

國人對付豐年和歉年不同的情況不同的對待，算是明智之舉。但國人的問題在於矯枉過正，沒有通過“損有余”去“補不足”，如果以豐補歉，耕三余一，就是碰上大災之年又何至於哀鴻遍野、餓殍狼藉於道！因為國人患有集體失憶癥，居安不思危，樂以忘憂，在“有余”與“不足”之間常常失去動態平衡，“氣血”始終難“平調”。建國後我們大搞憶苦思甜教育，著眼於階級鬥爭，若還立足於歷史大背景，憶災年的苦，思豐年的甜，又何至於苦樂不均、水火兩重天！

讓人擔心的是國人至今沒有吸取歷史的教訓，變本加厲的肥吃海喝。改革開放後國民經濟常常保持兩位數的增長，糧食九連增，人們的腰包鼓了，頭腦也發熱了，慢慢不省儉了。特別是官場，絕對的權利導致絕對的腐敗，吃喝風夾挾著腐敗風愈演愈烈，公款吃喝被人們所詬病。據2008年11月26日《參考消息》報道：中國2008年公款吃喝、公款出國旅遊、公車消費用了納稅人9156億元人民幣（不包括公職人員的福利津貼、獎金等），比原預算288億元多花了8868億元(中國共產黨新聞網?觀點評論)。由國家信息中心引用的數字顯示：僅全國公款吃喝年消費一項就高達3700億元，是“三農”支出的3倍，是用於抗災救災資金的100倍，是用於扶貧資金的56倍。多麽驚人的數字！如被稱為“最牛煙草局長”陳文鑄一年1200萬天價吃喝費，以及湖北秭歸80萬元的天價巡視費，都是堪稱典型的個案。個人消費也不斷有人爭創吉尼斯世界紀錄，譬如2003年1月，西安滿漢全席盛宴，幾個外地客商在此“聚餐”慶祝投資成功，一桌飯竟吃了36.6萬元，僅一瓶酒就賣到2、3萬元，據央視報道稱，這桌飯無疑是吃了5公斤“黃金”。 新華社廣州2004年7月11日曝光天價飯局，在革命老區廣東省陸豐市，一家名為“人民大廈”的餐廳因吃喝的高檔次、超豪華赫赫有名，這裏最高的一桌吃了15萬元。《南方周末》《都是喝酒惹的禍》一文報道：地處大別山區的貧困縣安徽岳西縣菖蒲鎮黨委書記王某為一企業申請破產，宴請法官，竟醉死在酒場。國家級貧困縣寧夏同心縣100多家黨政機關單位和部門，在當地一家餐館欠賬吃喝，歷時十余年，吃喝白條近5000張，拖欠金額高達80多萬元。酒樓不堪重負，餐館老板一紙訴狀將欠款大戶同心縣發展計劃與經濟貿易局告上法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