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從文與北京的故事

1922年，沈從文從湘西來到北京，從此開始了他獨特的生命歷程和他的文學生涯。沈從文在《20年代的中國新文學》的這篇文章中回憶說：“我是1922年夏天到北京的，開始住在會館裏。我從會館出門向西15分鐘就到達中國古代文化集中之地，就是琉璃廠。那裏除了有兩條十字形的街，然後還有十幾家大小古董店，小胡同裏還有許多不標店名分門別類的、包羅萬象的古董店，完全是一個中國文化博物館的模樣。然後再往東20分鐘來到前門大街，那裏是一個北京繁華的街市，還保留了明清六百年的市容和規模。在那裏看見許多大鋪子，各具特色，金碧輝煌，斑駁陸離，令人眩目，這使我這個來自六千裏以外小小山城裏的鄉巴佬無一處不深感興趣。然後跑到羅馬大街就看到某某鏢局的大招牌，還有駱駝在其中走來走去，我就想這鏢局背後有沒有當年的十三妹在那裏，有沒有燕子李三在那兒，因此這些印象讓我覺得它像明清兩代六百年的文化博物館……”

這是北京給沈從文的第一印象——明清兩代六百年的文化博物館。而這一切隨著清王朝的覆滅已經失去意義，開始報廢了，因此他看見的北京是一個變化當中的，把八百年建都建立的一切正在加速處理過程中的這樣一個北京……

北京一開始不接納他，像他這樣衣衫襤褸、不修邊幅的舉止令北京的紳士們側目而視。他當年最早的時候是寫稿子，到報社去領4塊到12塊的稿費的時候，要先給門房2毛錢、3毛錢才讓他進去，因為他衣衫太襤褸，他是一個不被北京接受的鄉下人。因此，1923年冬天，當郁達夫冒著風雪去看他的時候，發現青年沈從文住在冰冷的小屋子裏，沒有人知道，也沒有錢，沒有生爐子，沒有棉衣，只有一雙凍僵的手在寫稿。郁達夫看了立刻把衣服脫下來穿在他身上，拉著他去吃飯，吃完飯把多余的錢都給了他。

但是，慢慢地，沈從文被北京這個城市接受了。他經過現代評論派認識胡適，認識徐志摩，認識郁達夫、楊振聲、朱光潛等等，他慢慢地被接納了，以至於施蜇存先生回憶起沈從文的時候，覺得沈從文“雖然不像個洋紳士，但他也是個土紳士”，以至於到30年代，一些個文學青年來到北京，那個時候首先要拜訪的是沈從文，而且沈從文經常邀請這些年輕人到中山公園喝茶，在喝茶當中沈從文是核心人物。為什麼呢？因為那時候他已經是《大公報》文藝副刊的主編了，他已經被這個城市所接納了，他已經成了北京城市的主人了。在某種意義上說，沈從文以他特有的方式征服了北京城。或者說，北京這個城市以他特有的寬容接納了這樣一個來自鄉下的作家。這是鄉下人和北京發生的第一個故事。

再看一看沈從文在北京的感受。我們從一個歷史細節講起。1922年他剛住在會館裏的時候，他整天被電車隆隆響聲搞得非常煩惱，他不能接受北京電車的聲音，他拒絕這個。這使我們想起了張愛玲是從電車的聲音中感到了城市的美。但是1925年，他因偶爾的原因到了香山，他突然在香山聽到了雞的叫聲，他好興奮。雞在那裏活潑地跳舞，讓他想起了家鄉湘西的雞，但他覺得北京這個雞還不如湘西的雞活潑。他對這雞聲就非常感慨。這一細節告訴我們，北京對他既是熟悉又是陌生的。通過這個雞聲的出現，他發現北京的另一面，就是鄉土北京的那一面。他拒絕北京都市的一面，但他通過雞聲了解北京鄉土的一面，因此北京對他來說既是鄉土同時又是異鄉，所以北京對他既是熟悉又是陌生的。

因此就勾起他一系列難忘的經歷。比如他到北京，半夜裏獨遊北京西山望月。望著那個月亮，他有一段描寫：“西山一切，小麻雀的聲音，青綠色的天空，山谷中的溪流，晚風，牽牛花附著的露珠，螢火，群星，白雲，山泉的水，紅玫瑰”都使他“想起了夢裏的美人”。“夢裏的美人”是什麼呢？就是他的家鄉。他在北京的西山裏發現了他夢裏尋求的美人，這些景色就是翠翠所生活的那個世界。他在北京發現了駱駝，那個駱駝從容不迫地在灰塵仆仆的道路上前進，給他帶來一種意義特殊的感覺。他還發現了北京的風沙等等。他到北京的附近看到古老的運河，喚起他對古老的種種溫馨的回憶。所以，他對這樣一個北京的發現，對北京熟悉而陌生的這樣一種發現，或者說對北京具有的鄉土性的發現，使他產生了非常覆雜的感受和體驗。

大體上說，是三個層面上的感受和體驗。首先，北京的風景和古城的人，喚起了他對自己家鄉的回憶和幾乎是無所不在的聯想和想象。他發現，無論是北京的風景還是北京的人的性格，都和他家鄉的風景和人有種內在的相通。因此，他見了所有的北京人，都會引起他的聯想，產生說不出的親切感。因此他的有些小說分析起來很困難，有些細節證明他是湘西人，有些細節讓人覺得是北京的，分不清楚了。

另一方面，北京的鄉土畢竟不是湘西的鄉土，北京是皇城，北京有一種它特有的博大、深厚和精辟，北京文化代表的是一種博大的、深厚的、精致的中國鄉土文化。這是沈從文所沒有的，這是超出沈從文之外。沈從文原來筆下的中國不是這樣一個中國，但他慢慢在北京呆久了，他就慢慢浸透了北京這種博大的、豐厚的、精致的文化的影響。因此，他再來寫鄉土小說，就發生變化了。那個韓國學生就說，在閱讀沈從文寫在北京的《邊城》的時候，就發現《邊城》和其它鄉土小說有著很大的區別，《邊城》背後有一種大氣，一種闊大、莊嚴，一種渾厚之感，其它鄉土小說境界比較狹窄。他就認為這種博大的、莊嚴的渾厚之氣，是北京精神對沈從文的一個影響的結果，是北京的文化精神先影響了沈從文的精神境界，然後影響到他的鄉土小說的創作，使得它就不簡簡單單是湘西文化的覆現，而是在鄉土記憶中實現了以北京為代表的鄉土中國的另一番景象，使得沈從文的鄉土小說不僅超越了同時代的鄉土小說，同時也超越了他自己的鄉土小說。

第三方面，沈從文在北京看到他夢裏，他如此醉心的博大精深的北京文化的美在意識形態中逐漸消失，他對美的喪失的一種感慨使他立刻就聯想到他的湘西，因為湘西同樣使他醉心的那種淳樸而粗獷的美也無可避免地在消失的過程中。所以，他對北京文化的思考更加深了他對湘西文化的一些思考一些憂慮，以至就引起了對整個鄉土文化在現代化進程消失的可能性所產生的一種憂慮，這包括美學憂慮。這樣就使得他的鄉土牧歌又滲入了哀歌的調子，而這個哀歌的調子既是獻給湘西的，同時也是獻給北京的。這是沈從文和北京的關系的一個方面，就是一種鄉土的親近性。同時作為故事中的鄉下人，他是不可能完全融入北京城的，即使他完全被這個城市所接納，他也不能完全擺脫他那根深蒂固的陌生感。

沈從文對一種文化的判斷，常常是從性的角度去觀察。有一篇小說叫《十四夜間》，主人公是北京的一個小官僚，他為了滿足自己的性欲，就想找一個妓女，但找的時候，他很緊張，自己是個京官要有架子，他就為這事猶豫不決。有一細節，他叫堂倌去找，一會要找，一會又不找。沈從文說，性愛是體現人的生命力的。他說北京文化熏陶出來的人的生命的惰性、怯懦、猶豫不決、無能，比起大膽放肆的鄉下人，說明你們生命力的衰落。鄉下人的那種熱情，要愛就愛，不像你這種猶豫不決。他從這些角度來嘲諷他們。在北京人的生命中那種惰性、怯懦，從中他發現北京古城生命力的衰退，反過來加深了他對湘西雄強生命力的體驗，所以最終他保持了維持了鄉下人的自傲和自尊。但有的研究者分析，這種鄉下人的自尊和自傲背後還隱藏著對北京文化非常覆雜的自傲自卑。這就是沈從文和北京之間的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