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可共享的(擬態)、作為粘附、作為集體、作為偶然性、作為臨界點或匯合點、作為潛能的內在性(未來性)、作為開放、作為包圍著陳詞濫調和傳統領域的動蕩不協調性，以及作為收納傾向的聚集地。以上的每個形態都以它們自己的方式把情動的「未完成性」說成它的「承諾」———沙拉·艾哈邁德(SaRa Ahmed) 、本·安德森( Ben AndeRson) ，以及勞倫·勃蘭特(LaRen BeRlant) ( 對勃蘭特來說，應該是「一系列承諾」)最直截了當地說出了這一點，而其他撰稿人只是暗示了這一點。［我們可以在祖爾納茲(ZouRnazi) 的( 作為承諾的) 「希望」觀點里找到補充性視角］同時，情動的這一承諾及其繼而對情動理論支撐產生的需求也必須認識到，認知不足的未完成性不會得到終極的或最後的保障———無論是政治的、倫理的、美學的、教育學的，還是其他的———情動和去情動的能力並不會圈定下一個全新的、實際的、總會比現在更好的領域。這些看似飽含希望的時刻也完全可能會使情況變得更糟。勞倫斯·格羅斯伯格在討論「被接受的」現代性和另類的、共存的現代性時強調了這種事態，布萊恩·馬蘇米在考量情動誕生的未來所包含的「威脅」時，帕特西亞·克勞夫(PatRicia Clough) 在分析資本與物質的情動能力的勾連時，都強調了這一點。因此，在過程物質主義的情動綻放空間里，情動理論所面臨的其中一個最大壓力是這樣的問題：「情動究竟是希望還是威脅?」毫無疑問，任何答案都往往同時包含這兩方面(因此勃蘭特才有「殘酷的樂觀主義」一說)。

我們有時候會很想相信，情動在我們身上有很多投注，某種程度上可能會魔幻般地帶來更美好的明天，仿佛情動總是已經和進步的或解放的政治縫在一起，或者至少也是和我們善意(best angels) 的精髓縫在一起;仿佛情動總能創造更好的存在狀態和附屬品———與此相反，情動其實帶有一種緊張而徹底的內在中立性。可能這就是羅蘭·巴爾特(Roland BaRthes) 在他倒數第二個講義選集《中立》里呼籲的原因之一，「一種能夠察覺到情動最小值和情感顯微碎片的亢奮意識……這意味著把情動時刻的瞬息萬變，某種急劇的變化看作微光」［6］101。對於巴爾特來說，中立絕不意味著默許、政治中立，或陷入灰色地帶的同義詞; 簡單來說，它並不意味著某種對於當下和現狀年深日久的冷漠。相反，通過指涉「緊張、強烈和未曾預料的狀態」，中立促進了對對立和否定「范式的展示」，以避免簡單的極化和衝突思維，同時也避免中立性(作為「如火如荼的行動」)想要去消解的那種意義的偶然和解［6］7。同樣，中立不受限於有形的/有條有理的空間時間因素，也與結構主義的條框圭臬沒有關係，它「只是中場休息，只是兩個時刻、兩個空間或對象之間的關係」①［6］146－147。在這些中介或熱鬧非凡的中場休息里，強度持續地暴露在世界或身體交錯漸進的補充關係里———梯度在這里是一種「強度層面上(關注度、速度) 對刺激物(氣味和光亮的梯度)或對行為習慣(目標的梯度) 時間或空間的漸進的強調」［6］196巴爾特提出，分析不會再以結構主義的二元方式(「是/否」)，它們的滑動、倒錯，以及回旋的方式繼續下去，而是必須代之以「加/減」的形式，來「用一個很少為人注意的形式計量：這就是描繪( stRetching) 模式」［6］196－197。於是去考慮強度的漸進式強調( 加/減) ，那種變亮的微光，就成了重要的事：是對當下過程的描繪，而不是站立場。②

從這種描繪中，中立就支持了巴爾特想要鑄造一種倫理或「『橫向選擇』的話語」的企圖，或者就像他接下來說的，這一路徑賦予他「某種自由探尋的方式，探尋怎麼樣將我自己的風格呈現於我時代的掙扎之中」［6］8。巴爾特主張，緊隨其後的批評實踐應該是一種有中立變化的內在的動情( pathos) ，或者說是一種盤點「微光、細微差別、狀態和( 情感) 改變」的動情學(patho－logy) ③，動情學會關注這些因素怎樣聚集成「情動、感受力和感情」並促發「差異的熱情」［6］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