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者可以說，氣氛總是已經有了角度;我們總是在特定的位置感受它。教育學的遭遇充滿了各種角度。」這是幾乎所有的情動理論都引以為基礎的審美變形的時刻。如本·海默爾在他的論文中所說，這並不是那種既進行道德說教又對過程的結果沾沾自喜的美學「主導模式」，而是一種情動主導的美學，它對「過程的過程性那混亂的未完成狀態」感興趣。究竟該如何走進一個特定的房間，突然間感受到這個綻放空間早已存在的角度呢? 如何尋找一種表達的方式來構造一種個別美學，以同時把握過程的描述和當時當下內在固有的實用性呢? 以及如何記錄寫作中差異的強度，但又不至於把這種差異轉化為可被感受和分享的差異呢?

埃爾斯貝斯·普洛賓通過援引塞吉維克和弗蘭克受湯姆金斯啟發的文章，指出「對於情動，一般的招攬不起作用。假如我們想要激活這些概念，我們就必須了解清楚不同級別的不同情動。有一點需要強調：不同的情動讓我們用不同的方式去感受、寫作、思考以及行動」。這一對情動和美學的專注是「形式」大於內容：「並非是什麼，而是如何———或者更准確地說，是如何情動，以及如何被他物情動」。［10］8因此，情動美學的「如何」成為連接「未完成性」和「下一個」的一種方式。僅就當下而言是這樣，還沒有更多保障。

情動的政治方面一般通過它的美學來推進，或者和美學並駕齊驅，即一種身體能力的倫理—美學，它促使我們對世界的「形式」敏感：去發現(或不去發現) 協奏的韻律那一蹴而就的新穎或改變，同時保持和頻頻閃光(閃爍/消逝、熠熠生輝/暗淡無光) 的連續體的密切聯系，這一連續體貫穿「如何去情動」和「如何被情動」之間狹窄的中間地帶。就像我們在這里說的一樣，在分析澳大利亞的「紅船」難民事件(AustRalia's 〞Red ship〞Refugee event) 產生的政治利害關係時，洛內·伯特爾森(Lone BeRtelsen) 和安德魯·墨菲( AndRew MuRphie) 為情動理論簡潔地例示了倫理—美學范式及其後果。它首先是一種盤點的雙重策略( 「無限的情動小事件構成了我們的日常生活」)以及持續的動情學(新「感官疆域」的發展)。伯特爾森和墨菲主要從菲利克斯·瓜塔里(Félix GuattaRi) 的作品中得到靈感，提出了他們特殊的經驗教育學：「如其所是地發展一種對生活模式富有創造力的責任。」這就是他們援引「節制」所要提倡的開放式行為習慣，以及這種「節制」以政治為導向所收集的在不純粹人道主義(過於人性和總是大於人性的) 意義上的集體或從屬性中存在的生活模式：那是一種有活力的對待生命的態度，同時還有其當下性和「未完成性」。

① 我們這里談的是勞倫·勃蘭特的文章《愛，一種酷兒情感》。她認為我們可能「把愛的形式不僅看作規范和機制，而且看作一個持續性指標」。勃蘭特寫道，「我把它看作一種刺青，韻律、形狀、配速。是你所創造的碰觸和聲音的環境，然後你就可以一再返回。思考這些愛的品質可以告訴我們關於親密關係的某些更一般、更中立、更非人的特質……」(見LauRen BeRlant，〞Love，a QueeR Feeling〞，in Homosexuality / Psychoanalysi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1： 432－451．) 又見塞格沃斯對諸如激活電路和情動調協這些持續性指數的討論。(見Gregorg Seigworth． 〞Fashionning a Stave，or，Singing Life〞 in Animations of Deleuze and Guattari． New York： PeteR Lang Publishing． 2003： 75－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