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書寫羞恥》（Writing Shame）一文中，埃爾斯佩思·普羅賓（Elspeth Probyn）以個人的方式描繪了書寫過程中身體所經歷的情動影響。借鑑斯蒂芬·金（Stephen King）、普里莫·萊維（Primo Levi）和吉爾·德勒茲（Gilles Deleuze）等作家的思想，普羅賓提出，書寫羞恥既是一種身體實踐，也是一種倫理實踐。書寫羞恥促使我們思考思想如何影響我們的身體，也促使我們進入讀者的身體。當我們開始承擔自己書寫內容的後果時，我們甚至可能會臉紅、出汗、感到不適。

這只是本書的一部分內容，但足以展現《情動理論讀本》如何通過不同的學科視角，引導讀者反思情動的復雜性及其社會影響。

該書第二部分名為 「美學與日常」，包含三篇關於日常政治、倫理和美學的論文。

在《殘酷的樂觀主義》（Cruel Optimism）一文中，Lauren Berlant 探討了美國資本主義下各種時刻所伴隨的情動和情緒，並分析這些情動如何與社會邊緣人物的生活相交，包括 John Ashbery 筆下的疏離郊區居民、Charles Johnson 描寫的城市囤積者，以及 Geoff Ryman 創作中受虐的女兒。這些角色都處於人生關鍵時刻的邊緣，卻因對資本主義「美好生活」的承諾或幻想抱持執念而陷入癱瘓。這些故事共同說明了一個道理：「情動氛圍的變化並不等同於世界的改變」（116頁）。

Ben Highmore 在《苦澀的餘味：情動、食物與社會美學》（Bitter After Taste: Affect, Food, and Social Aesthetics）中，進一步闡述了一種文化研究方法，將文化視為一系列「尷尬的物質性」，並強調身體的核心地位（119頁）。通過探討跨階級與跨文化的相遇，Highmore 展示了味覺與社會美學如何被建構與重塑，既能強化也能顛覆社會不平等。這篇文章的獨特之處在於提供了一絲希望，暗示情動可能在推動我們培養更具倫理性的品味與習慣方面發揮關鍵作用。

在《日常無限與力量的倫理》（An Ethics of Everyday Infinities and Powers）中，Lone Bertelsen 和 Andrew Murphie 運用情動理論分析了一艘載滿阿富汗難民的紅色船隻與澳大利亞保守政治崛起之間的關聯。整體而言，兩位作者對領土的情動細微之處進行了出色的剖析，但如果能結合相關的地理學文獻（如 Hyndman 和 Mountz 2007年），可能會使這篇文章更加完善。

該書第三部分 「無形／無機」 探討了情動不僅是具身的（embodied），而且是如何在不同個體之間被創造、分享與管理的。

在《調節情動的過度性：‘全面戰爭’狀態下的士氣》（Modulating the Excess of Affect: Morale in a State of ‘Total War’）一文中，Ben Anderson 解釋了「過度」與「情動」之間的關係如何構成情動政治的核心。他通過二戰的案例來闡述這一關係，並質疑了將情動管理視為晚期資本主義獨特現象的觀點。

（譯自：The Affect Theory Reader. Melissa Gregg and Gregory J. Seigworth, eds.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1. xi and 402 pp. $24.95 paper (ISBN: 978-0-8223-4776-7). Reviewed by Oona Morrow, Graduate School of Geography, Clark University, Worcester, US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