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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陽哲生:盛世下的憂患——中西關係視角下的康雍乾盛世(8)

“至於科學,中國肯定遠遠落後於歐洲”。[23]這就是從中國考察歸來的馬戛爾尼使團的結論。由於擁有“絕技”的耶穌會士多被召往北京,故上述科技交流基本上是在京城進行,帶有濃厚的“禦用”性質,這可謂17、18世紀中西科技交流的一大局限。由於中西方之間的科技差距在當時尚未拉開,中國仍有能力消化來自傳教士帶來的信息,因此中國士人並不以差距,而是以差異來看待雙方的落差。加上康熙極力倡導“西學中源”說,士人對中西學之間的裂縫以傳統的方式輕輕地就抹平了,康熙皇帝和士大夫對西學的“受容”某種程度上仍受制於天朝的尊嚴和儒教的訓誡。馬戛爾尼、約翰·巴羅在他們的報告中對中國科技的評價和中西之間的差距的看法,雖然帶有一定偏見,但大體反映了走在歐洲前列的英國人的自信。[24] 關於軍事技術,國人最先認可西人武器,首推火炮。明末,遼東邊境戰事頻繁,面對強悍的清軍,明朝將目光投向火力較猛的西洋火炮,時人稱之“紅夷大炮”。《明史·徐光啟傳》謂:“徐光啟從利瑪竇學天文、歷算、火器,盡其術。神宗時遼東方急,光啟乃請多鑄西洋大炮,以資城守。”黃伯祿《正教奉褒》又謂:“天啟二年,上依部議敕羅加望、陽瑪諾、龍華民等制造銃炮,以資…See More
yester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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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墾慕課·美食篇

"賴怡潔《飲食書寫與敘事》消費文化浪潮促發飲食消費相關議題。此傳播飲食文化之活動透露一種社會傳播現象的異變,另也觸發了「跨感官」傳播的命題:如何得以「望文生味」?以視覺或聽覺之傳播行為促發味覺想像之過程如何可能?本研究希望透過敘事分析比較「結合飲食知識與個人生命、味覺經驗故事」的敘事方式,與「純淨提供飲食資訊」的敘事方式有何不同,並進一步探究那令人 「望文生味」之飲食書寫的敘事策略。研究結果顯示,兩者敘事方式最大不同在 於前者之敘事方式結合生命故事與文化情懷因而能形構、擬真味覺體驗,於此也…"
Fri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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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陽哲生:盛世下的憂患——中西關係視角下的康雍乾盛世(6)

在人均耕地面積上,“如果我們考慮一下在長城以內中國的整面積為1,297,999平方英裏,也即830,719,360英畝,而總人口多達333,000,000,那麼我們會發現每平方英裏將有256個人,每個人擁有土地2.5英畝。大不列顛平均每平方英裏有120人,每人可分享5英畝土地,或者說每個家庭可獲得12.5英畝地。因此,中國人口與英國人口比例為256比120人,稍大於二比一。英國每人可獲得的土地正好是中國每個人可獲得的兩倍。”[13]約翰·巴羅對當時中國人口的數量估計略高於實際數字,而他對中英兩國可耕地面積的估算基本符合實情。在身體素質上,“在中國普通人中間,人們很難找到類似英國公民的啤酒大肚皮或英國農夫喜氣洋洋的臉。的確,他們天生就身體瘦小,滿面倦容,很少有人在面頰上顯出健康的紅潤。”[14]英國人從所見到的每一張中國人面孔,看出了普通中國民眾生活的貧困和身體健康的不良。根據現場的觀察,約翰·巴羅得出一個符合事實的結論:“總的來看,就中國在農業上值得稱贊之處而言,如果要我鬥膽說說自己的看法,那麼我會毫不猶豫地說,給一個中國農民足夠的土地(足夠到他和他的家人用鋤頭能夠耕種得過來的土地),…See More
Jan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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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陽哲生:盛世下的憂患——中西關係視角下的康雍乾盛世(6)

在人均耕地面積上,“如果我們考慮一下在長城以內中國的整面積為1,297,999平方英裏,也即830,719,360英畝,而總人口多達333,000,000,那麼我們會發現每平方英裏將有256個人,每個人擁有土地2.5英畝。大不列顛平均每平方英裏有120人,每人可分享5英畝土地,或者說每個家庭可獲得12.5英畝地。因此,中國人口與英國人口比例為256比120人,稍大於二比一。英國每人可獲得的土地正好是中國每個人可獲得的兩倍。”[13]約翰·巴羅對當時中國人口的數量估計略高於實際數字,而他對中英兩國可耕地面積的估算基本符合實情。在身體素質上,“在中國普通人中間,人們很難找到類似英國公民的啤酒大肚皮或英國農夫喜氣洋洋的臉。的確,他們天生就身體瘦小,滿面倦容,很少有人在面頰上顯出健康的紅潤。”[14]英國人從所見到的每一張中國人面孔,看出了普通中國民眾生活的貧困和身體健康的不良。根據現場的觀察,約翰·巴羅得出一個符合事實的結論:“總的來看,就中國在農業上值得稱贊之處而言,如果要我鬥膽說說自己的看法,那麼我會毫不猶豫地說,給一個中國農民足夠的土地(足夠到他和他的家人用鋤頭能夠耕種得過來的土地),…See More
Jan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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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陽哲生:盛世下的憂患——中西關係視角下的康雍乾盛世(5)

隨著法國耶穌會士們的到來,情況開始發生微妙的變化,李明的《中國近事報道(1687—1692)》宣稱:“中國人在住房上遠遠不如我們,他們的房子不如我們的豪華美麗。”“在法國,無論個人的財富,還是個人的雄心都在奢侈豪華方面比歐洲任何一個王國走得更遠,而中國人在一般活動和公共場合幾乎都超過我們,看上去更為講究排場,更加盛大隆重;但私下裏居家過日子,我們的居室卻是無比富麗堂皇,有錢人數目雖少,生活卻過得更輕松,裝束打扮更舒適,飲食起居伺候得更周到。一般說,費用支絀更穩定平衡。”[10]雖然公共盛典的排場,法國遠不如中國,但從普通人的生活水準來看,法國人並不亞於中國人,在居室方面甚至優越。杜赫德編纂的《中華帝國誌》一方面盛贊中國,“若說中國地大物博,風光秀麗,這一點都不誇張,單是中國的一個省份就足以成就一個巨大的王國,以饗皇子的統治野心。其他國家的物產在中國幾乎都能找到,而中國的很多東西卻是獨此一家。”“中國的物產如此豐富可以說歸功於其土壤肥沃、人民勤勞和星棋羅布的湖泊溪流以及縱貫全國的運河。”一方面又指出,“盡管這裏物產富足,但是矛盾之處也確實存在。這個世界上最富強繁榮的帝國在某種意義上說來非…See More
Ja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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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陽哲生:盛世下的憂患——中西關係視角下的康雍乾盛世(4)

來京的西方人士通過自己的觀察和體驗,對中國政治制度、經濟發展、科技水平、軍事實力進行評估。關於政治制度,《利瑪竇中國劄記》第1卷第6章《中國的政府機構》對明朝的政府機構及其職能加以介紹。安文思的《中國新史》從第12章到第16章,用了五章的篇幅介紹清初在北京的中央政府機構和京兆機構,基本上符合清廷實情。李明的《中國近事報道》第9封信為《致紅衣主教德斯泰大人:論中國政治及政府》。杜赫德編輯《中華帝國誌》第二卷大篇幅地評述了清朝的宮廷禮儀、政治制度。約翰·巴羅的《中國旅行記》第七章專門討論了“政府—法律—地租和賦稅—歲入—文官、武官,及文武機構”這些政治問題。《馬戛爾尼勛爵私人日誌》則評述了清朝政府、司法、文武官員的等級和制度等問題。這些文獻對中國政治制度的詳細介紹和評述,不斷充實西方對中國政治內情的了解,更新他們對中國政治制度的認識。在西方沒有發展出近代意義的文官制度以前,中國傳統的君主專制和官僚制度所呈現的規範、有序和完備的體系給西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龐大的帝國體系和精密的官僚制度是令西人著迷且精研的課題。法國、俄羅斯先後向統一的民族國家和中央集權的君主專制邁進,與中國的影響有著一定的關…See More
Dec 29,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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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墾慕課·美食篇

"大馬小販文化資料準備不足 街邊美食讓新加坡爬頭先入遺…"
Dec 24,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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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陽哲生:盛世下的憂患——中西關係視角下的康雍乾盛世(3)

二、不對稱的中西方文化交流 不過,中歐之間的交流(特別是信息交流)並不對稱。西方文化之輸入中國與中國文化之傳入西方,其中介卻主要是由來華的西方傳教士、旅行者和外交使節來承擔。在中西互相對望、互相對話、互相認識的18世紀,歐洲對中國的了解遠遠超過中國對西方了解的程度,西方從中國獲取的資訊和靈感遠遠超過中國從西方所得到的一切。中西之間的這一差距在19世紀得到應驗。中國因對西方了解甚少,或根本不了解屢受戰爭挫辱,反過來被迫走上了向西方學習的道路。 通過長達兩三百年與中國的接觸,特別是駐節北京的親身經歷,西方對中國的認識從外部到內部、從表層到深入、從地方到中央,有了極大的發展。西方對中國基本國情的了解,包括歷史、地理、人口、政治、經濟、文化、軍事諸方面的了解不能說已了如指掌,但大體不差,法國耶穌會士的三大漢學名著,和英國馬戛爾尼使團的報告可以作為例證說明這一點。神秘的紫禁城對於那些頻頻出入宮廷的傳教士來說其實已經熟悉,由於擔任中歐交往之間的翻譯,清廷的外交秘辛完全為傳教士們所知曉。從利瑪竇以來,北京作為帝都始終是耶穌會士工作的主要目標和重心所在,耶穌會士從適應策略——知識傳教——上層傳教,經過…See More
Dec 23,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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韵文化:食韻

"陳明發《美祿 Milo》…"
Dec 17,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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韵文化:食韻

"新加坡小販文化申遺成功 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名錄” 在國人兩年來的殷切期盼下,新加坡小販文化終於申遺成功,成為我國首個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名錄”中的項目。 這也我國繼植物園2015年成功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的世界文化遺產名錄後,第二次申遺成功。 (照片来源:新浪網)…"
Dec 17,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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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墾慕課·美食篇

"新加坡小販文化申遺成功 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名錄” 在國人兩年來的殷切期盼下,新加坡小販文化終於申遺成功,成為我國首個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名錄”中的項目。 這也我國繼植物園2015年成功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的世界文化遺產名錄後,第二次申遺成功。 (照片来源:新浪網)…"
Dec 17,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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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陽哲生:盛世下的憂患——中西關係視角下的康雍乾盛世(2)

與此相適應,18世紀的北京也是當時世界上最具國際性意義的都市。北京不僅是東方世界的交流中心,周邊的朝鮮、日本、琉球、安南、呂宋、暹羅、緬甸、汶萊等國,以及東南亞、中亞、西亞諸國保持著與清朝的傳統往來關係,而且是與歐洲各國交往最為頻繁的東方帝都。歐洲通過傳教士、外交使節、貿易往來三條途徑與北京保持密切的交往關係。據統計,18世紀耶穌會派往北京或遊歷過北京的傳教士達到115名[2];迄至1840年,遣使會來到北京的傳教士至少有17名;[3]方濟各會在北京設立了教區。從1716年到1860年,俄羅斯東正教向北京派出布道團十三屆,約有130多名神職人員[4];這些傳教士常駐北京,集傳教、外交、研究與搜集情報於一身。平心而論,這些西來的傳教士一方面將西方的宗教、文化、科技帶到中國,促進了西方與中國的文化交流;一方面將中國文化帶往西方,大力發展西方漢學,極大地滿足了西方了解中國的欲望,引發了十八世紀歐洲的“中國潮”、“中國風”。在世界範圍內架起了一座中西文化交流的橋梁。與此同時,必須承認西方傳教士也是向東方殖民開拓的先行者。他們因長駐北京,不乏有的甚至充當西方獲取中國情報的“坐探”,為後來西方向中…See More
Dec 12,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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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陽哲生:盛世下的憂患——中西關係視角下的康雍乾盛世(1)

摘要:18世紀中國在經歷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後,步入前所未有的盛世,北京亦成為與歐洲交往最為頻繁的東方帝都。歐洲通過傳教士、外交使節、貿易往來與北京保持密切的關係。但當時中歐之間的交流並不對稱,歐洲對中國的了解遠遠超過中國對西方了解的程度。來京的西方人士通過自己的觀察和研究,對中國的政治制度、經濟發展、科技水平、軍事實力進行評估,為西方向中國殖民開拓做知識準備。中國在可比的世界競爭中危機四伏,為十九世紀出現的中西之間“大分流”埋下了隱患。18世紀是東西方雙雄並峙、互相對望的時代。一方面,中國作為東方古老文明國家的樣板,在清朝康熙、雍正、乾隆三帝時期達到帝制社會的鼎盛,傲然屹立於世界的東方,雄視四鄰。另一方面,西方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正在發生革命性的轉型,其殖民鋒芒指向中國,法國、葡萄牙、意大利等國借大批傳教士在華布道;荷蘭、葡萄牙、西班牙、英國紛紛派遣使節來到北京,洽談商貿;俄羅斯虎視眈眈,覬覦中國東北、西北、蒙古廣大地區。中西方雖然平靜地度過了一個世紀,但在強勢的清朝背後,映襯著沈重的陰影,一場由西向東的颶風正在呼嘯而來。將18世紀中國置於廣闊的世界背景中去考察,特別是將其與西方…See More
Dec 8,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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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宇正 趙沛霖:試論《詩經》戰爭詩的歷史真實性(7)

宣王號稱中興之王,但是西北戰績的實際情況並沒有像一些史家所宣揚的那樣輝煌。實際情況是宣王時周人與戎狄發生過兩次大的戰役,戰略上采取的是防禦政策,“即使追奔逐北,也只是對於入侵的反擊。‘城彼太原’及‘城彼朔方’,都是建築北邊的要塞,而玁狁入侵的地點,可以深入到涇洛之間,直逼西周的京畿。(見王國維《觀堂集林》)”(注:許倬云:《西周史》,289頁,三聯出版社,1994。)可見,宣王時期對西北戎狄的戰爭盡管取得一些勝利,但來自戎狄的威脅並沒有解除,這就是說,西北部乃至整個王朝仍然處於戎狄的威脅之下,人們仍然生活在戰爭的巨大陰影之中。所以宣王時期周人與戎狄之間的關係基本上沒有什麽大的變化。人們的精神也一如繼往,始終處於悲抑之中,並充滿了憂患。正是這種迫切的現實原因加上歷史的因素,內在地決定了戰爭詩的基調和思想感情。所以《采薇》、《出車》詩中的悲抑情緒和憂患意識,歸根結底還是歷史和現實生活的反映。 與西北對戎狄的戰爭相比,在東南對荊楚徐淮的戰爭則完全是另一種情形,這也有其深刻的歷史、地理原因。 前面說過,周族從起源、發展、強大直到建國的漫長歷史時期始終與戎狄交錯相處,它們之間經常發生戰爭。而周族…See More
Dec 5,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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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宇正 趙沛霖:試論《詩經》戰爭詩的歷史真實性(6)

自此以後直到宣王時代,其間雖也曾發生戰爭,但基本上諸夷已成為周的屬邦,稱臣納賦獻貢。因此自周中期以後,東南部也就成為周王朝財富的重要來源。出於這種政治上和經濟上的原因,周王朝不時炫耀兵力,以保持它在諸夷中的宗主地位。 總而言之,與周王朝在西北部戰爭中失敗多於勝利,經常處於防守的地位不同,“西周對南方,大體上采積極的攻勢。南方的戰爭,周人常是勝利者……”(註:許倬云:《西周史》,201頁,三聯出版社,1994。) 從周康王開始與諸夷發生戰爭至宣王時代已歷經九代君王幾百年的時間。這幾百年間的諸多歷史事件以及由此形成的人們的精神和思想觀念對反映東南部戰爭的詩篇《采芑》、《江漢》、《常武》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到這個時期,周王朝與諸夷之間的臣屬關係早已確立並長期地延續下來。在周王朝君臣看來,這種關係是天經地義,自古而然,因此而形成的對諸夷戰爭的必勝信念有著充分的“歷史根據”。周天子的軍隊南征,與西北戰爭雙方的“平等”關係不同,它是王朝與屬邦之間的戰爭,彼此之間不是“平等”關係,周王朝的將士完全是以一種居高臨下、誌在必得的姿態出現。不僅如此,戰爭結束以後,雙方的將士也不像西北戰爭中那樣地各自撤回,保…See More
Nov 25,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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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宇正 趙沛霖:試論《詩經》戰爭詩的歷史真實性(5)

現在讓我們來看這兩場戰爭的歷史背景和具體情況。先說西北戰爭。周王朝與西北戎狄之間的戰爭,有著深刻的歷史和地理原因。夏朝末期,周族先人避夏桀之亂,即“自竄於戎狄之間”(《國語·周語》),開始了與戎狄交錯相處的歷史。其間雖有彼此相容的時期,但糾紛和沖突卻是迄未間斷,自建國前的公劉時代,經古公亶父、伯昌到建國後的穆王、懿王、厲王、宣王,直到西周末期申侯聯合西戎殺幽王以滅西周,可以說它們之間的戰爭貫串於周人全部的歷史。這種情況先秦諸子和史書多有記載,《漢書·匈奴傳》云: 夏道衰,而公劉失其稷官,變於西戎,邑於豳。其後三百有余歲,戎狄攻太王亶公,亶父亡走於岐下。豳人悉從亶父以邑焉,作周。其後百有余歲,周西伯昌伐畎夷。後十有余年武王伐紂而營雒邑,復居於酆鎬,放逐戎夷涇、洛之北,以時入貢,名曰荒服。其後二百有余年,周道衰,而周穆王伐畎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之後荒服不至,於是作《呂刑》之辟。至穆王之孫懿王時,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國。中國被其苦,詩人始作,疾而歌之,曰:“靡室靡家,玁狁之故”,“既不日戎,玁狁孔棘”。至懿王曾孫宣王,興師命將以征伐之,詩人美其大功,曰:“薄伐玁狁,至於太原”,…See More
Nov 23,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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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勇:把憂患作為一種執政心態

Posted on February 16, 2020 at 10:11pm 0 Comments

“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面對掌聲是否頭腦清醒,面對成績能否看到問題,是一個政黨先進與否、成熟與否的“檢測儀”。 

在建黨90周年的輝煌時刻,在“給中國共產黨打高分”的贊譽聲中,胡錦濤同誌的“七一”重要講話充滿憂患意識地向全黨敲響了警鐘:世情、國情、黨情正在深刻變化,執政考驗、改革開放考驗、市場經濟考驗、外部環境考驗等“四種考驗”復雜嚴峻,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脫離群眾、消極腐敗等“四種危險”更加尖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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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一介:儒者的“憂患意識”(下)

Posted on February 13, 2020 at 8:00pm 0 Comments

漢初,雖有文景之治,天下稍安,而有賈誼上《陳政事疏》謂:“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賈誼此《疏》義同子思。蓋他認為,治國有“禮治”和“法治”兩套,“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為難知也”。他並認為此“禮治”和“法治”兩套對於治國者是不可或缺的。此“禮法合治”之議影響中國歷朝歷代之政治制度甚深。在中國歷史上有“諫官”之設,《辭源》“諫官”條說:“掌諫諍之官員。漢班固《白虎通·諫諍》:‘君至尊,故設輔弼置諫官。’諫官之設,歷代不一,如漢唐有諫議大夫,唐又有補闕、拾遺,宋有左右諫議大夫、司諫、正言等。”按:在中國歷史上的“皇權”社會中,“諫官”大多虛設,但也有少數士大夫以“憂患意識”之情懷而規勸帝王者,其“直諫”或多或少起了點對社會政治的批判作用。此或應作專門之研究,在此不贅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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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寒冰:中國憂患意識在增強

Posted on February 9, 2020 at 6:24pm 0 Comments

對於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取得的成就,世人所關註的多半是物質層面上發展與繁榮。其實,在這種發展與繁榮背後中國人憂患意識的增強更為重要,是更值得稱道的進步。近日《半月談》雜誌公布專家預測的2010年前中國面臨的十大風險,就是一個突出實例。不能說中國人以前沒有憂患意識,可那要麼是少數學者的個人行為,要麼是內部報告從不公開。據說,由政府牽頭搞調查並且公開預測的成果,這還是第一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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