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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明發《成功·擬仿物》
吃到的雞肉漢堡包，有多少真正的雞肉成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認為自己吃了“雞肉漢堡包”。幸福家庭一起享用的“雞肉漢堡包”。一如廣告所說的。 也就是說，人成功不成功不重要，但要看起來要很成功。有的組織說能幫助你成功，是否真的幫助了你並不重要。你們是否成功了更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們讓你看到他們多成功。反正，習慣了山寨文化的社會，大家都有理由理直氣壯堂而皇之不做實事。 請點擊 ❤ http://iconada.tv/profiles/blogs/3600580:BlogPost:606065 ; （2017年12月8日…See More
歐陽哲生：盛世下的憂患——中西關係視角下的康雍乾盛世（16）
從近代英國、德國、俄羅斯、日本的例子來看，君主制或君主立憲制保留了相當長一段時間，傳統政治制度和政治傳統完全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轉化成為現代化的正能量，並不一定只有負面作用，至少在近代的早期是如此。世界上大部分近代民族國家都不同程度地利用了傳統的政治資源，或在相當長的時間盡量保護自身傳統的政治遺產。只有美國由於天生是一個新大陸國家，缺乏自身的政治傳統，才產生一種嶄新的政治建構。如果在經濟領域，人們認可中國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甚至出現了早期的工業化，在文化思想領域有著豐厚的歷史遺產應當繼承，那麼，在政治領域就不免發生疑問，中國傳統的政治制度或政治傳統，是否就沒有轉化為現代化助力資源的可能。在發掘中國傳統的政治資源時，民國的創建者孫中山先生設計近代國家制度時，曾特別留意繼承傳統的監察制度和考試制度，將西方的三權分立擴大到五權憲法。作為自由主義者的胡適論及“民主中國的歷史基礎”這個問題時，也特別指出“一個徹底民主化的社會結構”、“兩千年客觀的、競爭性的官吏考試甄選制度”、“政府創立其自身‘反對面’的制度和監察制度”這些歷史因素“可以解釋辛亥革命,君主制的推翻，共和政府形式的確立，以及最近三十年…See More
歐陽哲生：盛世下的憂患——中西關係視角下的康雍乾盛世（15）
紐若翰擔任會督期間（1747—1752年），1751年12月20日自澳門致耶穌會會長信劄，“請會長允許再派中國青年赴法研究修養”。[48]“自是以後，迄於耶穌會之廢止，中國學子就學巴黎或拉弗累舍者時有之。”[49]乾隆十六年（1751年），北京青年楊德望得法國耶穌會士蔣友仁之助，前往法國拉弗累舍留學，1759年加入耶穌會，隨後又在路易大王學院學習神學。1765年回國，1766年回到北京，1798年歿於江西。[50]不過，“宗教家皆主靜修，獨善其身。不願多與外界交遊，不注意政治學術。故鴉片戰前，由中國往歐洲留學宗教者，雖代不乏人，而求其有影響於中國文化則甚微也。”[51]此外，還有一些國人隨外國商船漂洋過海，遠赴歐洲。如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廣東人謝清高乘坐外國商船遊歷亞、非、歐、美洲諸地，漂泊達十四年之久，他應是第一位環遊世界的中國人，他的出洋事跡和見聞經楊炳南筆錄，詳記於《海錄》一書。[52]西學雖經歐洲傳教士傳播，進入了士人的視野，但大家普遍都輕視西學。[53]一般士人囿於儒家“父母在，不遠遊”的信條和執迷於科舉制試，根本沒有遠赴歐洲遊歷的興趣，因而也就缺乏切身體驗的“西方經驗…See More
歐陽哲生：盛世下的憂患——中西關係視角下的康雍乾盛世（14）
當時被指派隨行者甚眾，僅有兩人願往；而此兩人中之一人因病止於中途，別一人在道數頻於死”。其二、“中國人之自尊心，使之自負其政治、其學識、其財富皆優於他國；則其不願聲稱求救他國可知也。是故不願遣華人赴歐洲”。其三、“中國商人不甚解葡萄牙語，如何能用此種語言與之交談國事。”[40]蔔氏所述隱情到18世紀其實也沒有什麼改變。身體不健、自負心強、不通西語，這是阻止國人遠赴歐洲的三大障礙。 17、18世紀中國人赴歐洲者多為跟隨西方傳教士的中國教徒，見諸史載者有：順治七年（1650年）隨衛匡國赴羅馬的鄭瑪諾，他在羅馬加入耶穌會，並晉升司鐸，成為耶穌會華人晉司鐸第一人。1671年返華，隨閔明我、恩理格入京。1673年歿於北京。[41]康熙二十年（1681年）隨柏應理乘荷蘭商船前往歐洲的沈彌格（又名沈福宗），1694年隨紀理安返回中國，死於中途。[42]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隨傳教士艾遜爵赴意大利的中國教徒樊守義，他在歐洲呆了十余年，1720年回到中國。[43]樊守義的旅歐見聞詳載於其《身見錄》一文，是為國人最早的大西洋遊記，文中對所見意大利諸地稱贊備至。[44]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另一名中…See More
歐陽哲生：盛世下的憂患——中西關係視角下的康雍乾盛世（13）
在清朝前期，沒有再像明朝鄭和下西洋那樣，舉行大規模的出海活動。清朝的“海禁”政策具有兩面性，一方面是為了軍事上防止臺灣鄭氏政權和外來的西方殖民勢力向內地滲透的需要，一方面是阻撓內地人民向外發展，在貿易方面控制軍事武器和重要原料的出口。“禁海”政策在貿易上實際達到了閉關或限關（即限廣州一關）的效果，而更大的危害則是放棄了向海洋拓展的努力，面對萬裏海疆，中國失去了可能成為海洋強國的資格。這與正在大力拓展海外殖民地的西方殖民者形成強烈對比。 危機之三，實行文化專制，文網恢恢，大興文字獄，窒息了革新的生機。慘酷嚴厲的文字獄幾乎與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相始終，從康熙年間的明史獄、方天甫、朱方旦之獄、《南山集》案，到雍正年間的查嗣庭案、曾靜、呂留良案，再到乾隆年間的徐述夔《一樁樓詩》案、卓長齡等《憶鳴詩集》案、王錫侯《字貫》案，清朝統治者一方面利用文字獄這種極端手段，鉗制言論，禁錮思想，扼殺漢族士大夫的遺民情緒和反清思想。另一方面，又以開四庫全書館，修《四庫全書》，搜集、整理、編纂歷代典籍，網羅漢族知識精英，點綴其盛世的門面。在這種情勢之下，漢學的文字、音韻、訓詁、校勘、輯佚、考證之類學問得以助長，…See More
歐陽哲生：盛世下的憂患——中西關係視角下的康雍乾盛世（12）
航海貿易雖在嘉慶年間仍然維持正常發展，“中國在東南亞海域的航運實力，仍處於領導地位”，中國在東南亞從事遠洋航海貿易的商船總噸，超過英國來華船噸的四倍以上。但到道光年間，中西之間的力量對比發生了明顯變化，“到鴉片戰爭的前夕，來華的西方海船，1835年為199艘，總計78000噸，1837年為213艘，總計83000噸。這就是說，西方侵略者對華貿易所投入的船舶載重量，此時已與中國遠洋商船總噸相等了。從1820年到1837年，中間不過十五六年時間，一方面是中國遠洋商船停滯不前，另一方面是進入中國海域的洋船日益增多，一消一長之間，表明了中國航海貿易的變化，也表明了西方資本主義殖民者對中國航海事業的排擠”。[37]與此同時，世界形勢發生巨大的變化，英國工業革命突飛猛進，美國“新大陸”開始崛起，歐洲大陸發生劇烈變革。相形之下，中國卻由於走向封閉，而陷入沈寂、保守的狀態。面對神州大地的沈寂，龔自珍悲憤地哀嘆：“九州生氣恃風雷，萬馬齊喑究可哀。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 18世紀的中國缺乏制度革新的思想和動力。清朝在可比的世界競爭中，危機四伏。危機之一，內部民族矛盾嚴重。清朝統治集團在前期以滿…See More
歐陽哲生：盛世下的憂患——中西關係視角下的康雍乾盛世（11）
18世紀的清朝統治者在處理對外關係時，也許最大的錯誤並不是不願與外界接觸，與西方打交道。事實上，18世紀中國與歐洲的關係之密切可謂前所未有，清朝前期的開放度較明朝也有一定的拓展。問題在於清朝在與外國的接觸中，力圖建立自己的世界體系或者按照傳統的朝貢體制建築以自我為中心的天下體系。從康熙、雍正到乾隆，他們都明確地向外部世界表現了這一意誌。周圍的弱小鄰國納入傳統的朝貢體制自不待說，遠道而來的歐洲各國使節，他們亦以此相待。除了俄羅斯、英國使團對這一做法表示異議，其它歐洲國家似乎沒有反抗地就接受了清朝外交體制的規訓。而俄羅斯、英國使團表示異議的潛臺詞，則實為要求英、俄君主擁有與清皇同等的地位，馬戛爾尼更是明確表示，英王喬治三世是與乾隆皇帝平起平坐的東西方兩大君主。中英之間在外交場合的禮儀之爭，實際上是英國擴張的殖民體系與中國傳統的朝貢體制之間的沖突。外交是政治的繼續，是內政的延伸，是以實力為後盾。所謂“禮儀”其實也是對自我認同的實力秩序的規範，它體現了對國家利益的維護能力和對別國的控制能力。 中國保持與西方的交往關係，這對中國了解正在崛起的西方會有一定助益。問題在於囿於傳統的朝貢體制，清朝缺乏…See More
歐陽哲生：盛世下的憂患——中西關係視角下的康雍乾盛世（10）
荷蘭學者皮爾·弗裏斯著《從北京回望曼徹斯特：英國、工業革命和中國》（ViaPekingbacktoManchesterBritain,theIndustrialRevolutionandChina）[31]和他即將出版的新著《一個有著驚人差異的世界：近代早期西歐和中國的國家與經濟》（AWorldofSurprisingDifference:StateandEconomyinEarlyModernWesternEuropeandChina）對彭慕蘭為代表的美國加州學派學者著力經濟資源和生產關係的觀點提出了挑戰，他分析了中英兩國基礎結構的“硬件”設施，包括金融財政狀況、政府機構的設置、軍隊組織以及政策方針，發現雙方的差異是如此顯著。“同清代中國相比，英國政府在基礎結構上擁有更為龐大的權力。英國有著更多的收入，可以支付更多，擁有更為高效的稅收和財政體系，更好的貨幣體系，以及債券體系，這是清政府所缺乏的。坦率地講，在19世紀50年代之前中國是根本沒有這些的。英國擁有更為高效的政府機構和陸軍，以及當時世界上最為高效的海軍。英國中央政府的重商主義政策完全不同於當時清政府典型的農業家長式制度。”他強…See More
歐陽哲生：盛世下的憂患——中西關係視角下的康雍乾盛世（9）
有關18世紀中西方的實力對比，我們往往只能從西人當時的報道找尋中西之間差異的依據。這是因為國人當時基本上缺乏遊歷歐洲的經驗，因而也就無法根據中方文獻對中、西方之間的差異（差距）進行真實對比，也就無從談起從中國士人的文獻了解其對比中西方的真實感受。西人的記載當然帶有成見、偏見、誤會，甚至盲點，但西方當時與中國的接觸畢竟已有相當的規模，故對他們留下的文獻材料我們須加仔細甄別，但不可簡單否定、棄置不用。在這場中西方對話中，西方是主動者，中國只是“受容”的掌控者。 三、康雍乾盛世下潛存的危機因素 戴逸先生在比較中西走向現代化的路程時深刻地指出：“西方國家走向資本主義是由幾個世紀的長期進程所準備起來的，是很多領域近代因素的匯聚、成長的結果。近代因素的積累和成長是一個靜悄悄的、未被覺察的緩慢過程。”“18世紀的康雍乾盛世，貌似太平輝煌，實則正在滑向衰世淒涼。可當時中國沒有人能夠認識清楚這一歷史真相，只有歲月推移，迷霧消散，矛盾激化，百孔千瘡才逐漸暴露。歷史的悲劇只有在悲劇造成以後很久時間，人們才會感到切膚之痛。”[28]戴先生的這一看法值得我們深思。他主持的“18世紀的中國與世界”課題研究及其相…See More
愛墾慕課·美食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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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陽哲生：盛世下的憂患——中西關係視角下的康雍乾盛世（7）
在天文方面，1600年前後，利瑪竇將歐洲的天球儀、星盤和日晷等小型儀器介紹到中國來。從1629年起，鄧玉函、羅雅谷、湯若望等耶穌會士應徐光啟之邀，供職皇家天文機構，在《崇禎歷書》等書籍裏描述了十幾種歐洲式天文儀器，包括托勒密時代的儀器、第谷的儀器和伽利略的望遠鏡。清朝初年，湯若望開始執掌欽天監，並將《崇禎歷書》修訂為《西洋新法歷書》。1669—1674年，南懷仁為北京觀象臺主持設計制造了黃道經緯儀、赤道經緯儀、地平經儀、象限儀、紀限儀和天體儀，刊刻了相關設計圖紙和說明書。1713—1715年，紀理安為觀象臺添造了一架歐洲風格的地平經緯儀。1745—1754年，戴進賢、劉松齡等為觀象臺制造了一架璣衡撫辰儀。這些傳教士所制造的天文儀器和傳授的技術，對中國人來說都是新知識，只是有些技術僅停留在文字介紹，有些儀器只是皇家禦用品，未能廣泛傳播。[20]在數學方面，明萬歷年間，利瑪竇與徐光啟合譯了《幾何原本》，與李之藻合譯了《同文算指》。明末清初，為配合歷法改革所編的《崇禎歷書》、《西洋新法歷書》，裏面收有若幹種數學方面的著作，包括艾儒略的《幾何要法》四卷、鄧玉函的《大測》二卷、《割圓八線表》六卷…See More
歐陽哲生：盛世下的憂患——中西關係視角下的康雍乾盛世（8）
“至於科學，中國肯定遠遠落後於歐洲”。[23]這就是從中國考察歸來的馬戛爾尼使團的結論。由於擁有“絕技”的耶穌會士多被召往北京，故上述科技交流基本上是在京城進行，帶有濃厚的“禦用”性質，這可謂17、18世紀中西科技交流的一大局限。由於中西方之間的科技差距在當時尚未拉開，中國仍有能力消化來自傳教士帶來的信息，因此中國士人並不以差距，而是以差異來看待雙方的落差。加上康熙極力倡導“西學中源”說，士人對中西學之間的裂縫以傳統的方式輕輕地就抹平了，康熙皇帝和士大夫對西學的“受容”某種程度上仍受制於天朝的尊嚴和儒教的訓誡。馬戛爾尼、約翰·巴羅在他們的報告中對中國科技的評價和中西之間的差距的看法，雖然帶有一定偏見，但大體反映了走在歐洲前列的英國人的自信。[24] 關於軍事技術，國人最先認可西人武器，首推火炮。明末，遼東邊境戰事頻繁，面對強悍的清軍，明朝將目光投向火力較猛的西洋火炮，時人稱之“紅夷大炮”。《明史·徐光啟傳》謂：“徐光啟從利瑪竇學天文、歷算、火器，盡其術。神宗時遼東方急，光啟乃請多鑄西洋大炮，以資城守。”黃伯祿《正教奉褒》又謂：“天啟二年，上依部議敕羅加望、陽瑪諾、龍華民等制造銃炮，以資…See More
愛墾慕課·美食篇
"賴怡潔《飲食書寫與敘事》消費文化浪潮促發飲食消費相關議題。此傳播飲食文化之活動透露一種社會傳播現象的異變，另也觸發了「跨感官」傳播的命題：如何得以「望文生味」？以視覺或聽覺之傳播行為促發味覺想像之過程如何可能？本研究希望透過敘事分析比較「結合飲食知識與個人生命、味覺經驗故事」的敘事方式，與「純淨提供飲食資訊」的敘事方式有何不同，並進一步探究那令人 「望文生味」之飲食書寫的敘事策略。研究結果顯示，兩者敘事方式最大不同在 於前者之敘事方式結合生命故事與文化情懷因而能形構、擬真味覺體驗，於此也…"
歐陽哲生：盛世下的憂患——中西關係視角下的康雍乾盛世（6）
在人均耕地面積上，“如果我們考慮一下在長城以內中國的整面積為1，297，999平方英裏，也即830，719，360英畝，而總人口多達333，000，000，那麼我們會發現每平方英裏將有256個人，每個人擁有土地2.5英畝。大不列顛平均每平方英裏有120人，每人可分享5英畝土地，或者說每個家庭可獲得12.5英畝地。因此，中國人口與英國人口比例為256比120人，稍大於二比一。英國每人可獲得的土地正好是中國每個人可獲得的兩倍。”[13]約翰·巴羅對當時中國人口的數量估計略高於實際數字，而他對中英兩國可耕地面積的估算基本符合實情。在身體素質上，“在中國普通人中間，人們很難找到類似英國公民的啤酒大肚皮或英國農夫喜氣洋洋的臉。的確，他們天生就身體瘦小，滿面倦容，很少有人在面頰上顯出健康的紅潤。”[14]英國人從所見到的每一張中國人面孔，看出了普通中國民眾生活的貧困和身體健康的不良。根據現場的觀察，約翰·巴羅得出一個符合事實的結論：“總的來看，就中國在農業上值得稱贊之處而言，如果要我鬥膽說說自己的看法，那麼我會毫不猶豫地說，給一個中國農民足夠的土地（足夠到他和他的家人用鋤頭能夠耕種得過來的土地），…See More
歐陽哲生：盛世下的憂患——中西關係視角下的康雍乾盛世（5）
隨著法國耶穌會士們的到來，情況開始發生微妙的變化，李明的《中國近事報道（1687—1692）》宣稱：“中國人在住房上遠遠不如我們，他們的房子不如我們的豪華美麗。”“在法國，無論個人的財富，還是個人的雄心都在奢侈豪華方面比歐洲任何一個王國走得更遠，而中國人在一般活動和公共場合幾乎都超過我們，看上去更為講究排場，更加盛大隆重；但私下裏居家過日子，我們的居室卻是無比富麗堂皇，有錢人數目雖少，生活卻過得更輕松，裝束打扮更舒適，飲食起居伺候得更周到。一般說，費用支絀更穩定平衡。”[10]雖然公共盛典的排場，法國遠不如中國，但從普通人的生活水準來看，法國人並不亞於中國人，在居室方面甚至優越。杜赫德編纂的《中華帝國誌》一方面盛贊中國，“若說中國地大物博，風光秀麗，這一點都不誇張，單是中國的一個省份就足以成就一個巨大的王國，以饗皇子的統治野心。其他國家的物產在中國幾乎都能找到，而中國的很多東西卻是獨此一家。”“中國的物產如此豐富可以說歸功於其土壤肥沃、人民勤勞和星棋羅布的湖泊溪流以及縱貫全國的運河。”一方面又指出，“盡管這裏物產富足，但是矛盾之處也確實存在。這個世界上最富強繁榮的帝國在某種意義上說來非…See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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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明發《成功·擬仿物》
Posted on January 20, 2021 at 3:03pm 0 Comments 10 Promotions
吃到的雞肉漢堡包，有多少真正的雞肉成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認為自己吃了“雞肉漢堡包”。
幸福家庭一起享用的“雞肉漢堡包”。一如廣告所說的。
也就是說，人成功不成功不重要，但要看起來要很成功。
有的組織說能幫助你成功，是否真的幫助了你並不重要。你們是否成功了更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們讓你看到他們多成功。
反正，習慣了山寨文化的社會，大家都有理由理直氣壯堂而皇之不做實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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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陽哲生：盛世下的憂患——中西關係視角下的康雍乾盛世（16）
Posted on January 12, 2021 at 2:30pm 0 Comments 3 Promotions
歐陽哲生：盛世下的憂患——中西關係視角下的康雍乾盛世（15）
Posted on January 9, 2021 at 2:30pm 0 Comments 7 Promotions
紐若翰擔任會督期間（1747—1752年），1751年12月20日自澳門致耶穌會會長信劄，“請會長允許再派中國青年赴法研究修養”。[48]“自是以後，迄於耶穌會之廢止，中國學子就學巴黎或拉弗累舍者時有之。”[49]乾隆十六年（1751年），北京青年楊德望得法國耶穌會士蔣友仁之助，前往法國拉弗累舍留學，1759年加入耶穌會，隨後又在路易大王學院學習神學。1765年回國，1766年回到北京，1798年歿於江西。[50]不過，“宗教家皆主靜修，獨善其身。不願多與外界交遊，不注意政治學術。故鴉片戰前，由中國往歐洲留學宗教者，雖代不乏人，而求其有影響於中國文化則甚微也。”[51]此外，還有一些國人隨外國商船漂洋過海，遠赴歐洲。如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廣東人謝清高乘坐外國商船遊歷亞、非、歐、美洲諸地，漂泊達十四年之久，他應是第一位環遊世界的中國人，他的出洋事跡和見聞經楊炳南筆錄，詳記於《海錄》一書。[52]西學雖經歐洲傳教士傳播，進入了士人的視野，但大家普遍都輕視西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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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on January 8, 2021 at 2:30pm 0 Comments 3 Promotions
當時被指派隨行者甚眾，僅有兩人願往；而此兩人中之一人因病止於中途，別一人在道數頻於死”。其二、“中國人之自尊心，使之自負其政治、其學識、其財富皆優於他國；則其不願聲稱求救他國可知也。是故不願遣華人赴歐洲”。其三、“中國商人不甚解葡萄牙語，如何能用此種語言與之交談國事。”[40]蔔氏所述隱情到18世紀其實也沒有什麼改變。身體不健、自負心強、不通西語，這是阻止國人遠赴歐洲的三大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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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懇網》12週年誠意禮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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