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each's Blog (563)

詹勇:把憂患作為一種執政心態

“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面對掌聲是否頭腦清醒,面對成績能否看到問題,是一個政黨先進與否、成熟與否的“檢測儀”。 

在建黨90周年的輝煌時刻,在“給中國共產黨打高分”的贊譽聲中,胡錦濤同誌的“七一”重要講話充滿憂患意識地向全黨敲響了警鐘:世情、國情、黨情正在深刻變化,執政考驗、改革開放考驗、市場經濟考驗、外部環境考驗等“四種考驗”復雜嚴峻,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脫離群眾、消極腐敗等“四種危險”更加尖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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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ed by Bleach on February 16, 2020 at 10:11pm — No Comments

湯一介:儒者的“憂患意識”(下)

漢初,雖有文景之治,天下稍安,而有賈誼上《陳政事疏》謂:“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賈誼此《疏》義同子思。蓋他認為,治國有“禮治”和“法治”兩套,“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為難知也”。他並認為此“禮治”和“法治”兩套對於治國者是不可或缺的。此“禮法合治”之議影響中國歷朝歷代之政治制度甚深。在中國歷史上有“諫官”之設,《辭源》“諫官”條說:“掌諫諍之官員。漢班固《白虎通·諫諍》:‘君至尊,故設輔弼置諫官。’諫官之設,歷代不一,如漢唐有諫議大夫,唐又有補闕、拾遺,宋有左右諫議大夫、司諫、正言等。”按:在中國歷史上的“皇權”社會中,“諫官”大多虛設,但也有少數士大夫以“憂患意識”之情懷而規勸帝王者,其“直諫”或多或少起了點對社會政治的批判作用。此或應作專門之研究,在此不贅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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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ed by Bleach on February 13, 2020 at 8:00pm — No Comments

湯一介:儒者的“憂患意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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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ed by Bleach on February 12, 2020 at 2:17pm — No Comments

孔寒冰:中國憂患意識在增強

對於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取得的成就,世人所關註的多半是物質層面上發展與繁榮。其實,在這種發展與繁榮背後中國人憂患意識的增強更為重要,是更值得稱道的進步。近日《半月談》雜誌公布專家預測的2010年前中國面臨的十大風險,就是一個突出實例。不能說中國人以前沒有憂患意識,可那要麼是少數學者的個人行為,要麼是內部報告從不公開。據說,由政府牽頭搞調查並且公開預測的成果,這還是第一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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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ed by Bleach on February 9, 2020 at 6:24pm — No Comments

崔衛平:這個時代的憂患與幽暗意識(下)

幽暗意識強調要結合自己本身的因素來看待問題及危機,認為出自內部的問題更加嚴重。許多看起來是外部的災難、外部的威脅,其實都來自內部的某些地方。那是因為人性中的墜落、陷溺、懈怠這些因素,是無法避免的,是難以完全克服的,對它們需要有充分的認識。 

當然,每個人都希望提升自己的人格,提升自己的道德形象,但是他實際上不一定做得到。事實上,人能夠獲得一點升華很不容易,相反,萬一某個人想要墜落、墮落時,速度則快得不可比擬。因此,提出幽暗意識這個概念的思想史專家張灝先生稱:“人最大的敵人是人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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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ed by Bleach on January 30, 2020 at 8:54pm — No Comments

崔衛平:這個時代的憂患與幽暗意識(中)

杜甫“窮年憂黎元,嘆息腸內熱”便是。詩人稱自己一年到頭想著窮困的老百姓,時時牽掛那些受苦受難的人們,為此感到寢食難安。他的眼睛裏就有了更多這個世界的內容,尤其是那些不公平、不公正的現象。再比如“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其中的憤慨、憤怒指向不合理的社會秩序,擁有較強的社會批判性。還有他的“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體現了一個平民知識分子,念茲在茲卻是國家安危的胸懷。杜甫的憂患意識,因而有了這個世界的寬廣內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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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ed by Bleach on January 30, 2020 at 8:54pm — No Comments

崔衛平:這個時代的憂患與幽暗意識(上)

“憂患意識”在報刊上出現的頻率越來越高,所處的位置越來越突出,顯然想要引起更多人們的重視。這是一個值得關注也值得歡迎的提法。因而需要察看這個來自我們文化傳統的精神資源,經過了怎樣的歷史演變,以及在這個提法的周圍,是否還能夠發展出其他有意思的維度。 

在漫長的歷史中,與此有關的表述在不同的人那裏,因立足點不一樣,所強調的側重點、內容也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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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ed by Bleach on January 30, 2020 at 8:54pm — No Comments

歐陽哲生:盛世下的憂患——中西關係視角下的康雍乾盛世(8)

“至於科學,中國肯定遠遠落後於歐洲”。[23]這就是從中國考察歸來的馬戛爾尼使團的結論。由於擁有“絕技”的耶穌會士多被召往北京,故上述科技交流基本上是在京城進行,帶有濃厚的“禦用”性質,這可謂17、18世紀中西科技交流的一大局限。由於中西方之間的科技差距在當時尚未拉開,中國仍有能力消化來自傳教士帶來的信息,因此中國士人並不以差距,而是以差異來看待雙方的落差。加上康熙極力倡導“西學中源”說,士人對中西學之間的裂縫以傳統的方式輕輕地就抹平了,康熙皇帝和士大夫對西學的“受容”某種程度上仍受制於天朝的尊嚴和儒教的訓誡。馬戛爾尼、約翰·巴羅在他們的報告中對中國科技的評價和中西之間的差距的看法,雖然帶有一定偏見,但大體反映了走在歐洲前列的英國人的自信。[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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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ed by Bleach on January 23, 2020 at 2:30pm — No Comments

歐陽哲生:盛世下的憂患——中西關係視角下的康雍乾盛世(5)

隨著法國耶穌會士們的到來,情況開始發生微妙的變化,李明的《中國近事報道(1687—1692)》宣稱:“中國人在住房上遠遠不如我們,他們的房子不如我們的豪華美麗。”“在法國,無論個人的財富,還是個人的雄心都在奢侈豪華方面比歐洲任何一個王國走得更遠,而中國人在一般活動和公共場合幾乎都超過我們,看上去更為講究排場,更加盛大隆重;但私下裏居家過日子,我們的居室卻是無比富麗堂皇,有錢人數目雖少,生活卻過得更輕松,裝束打扮更舒適,飲食起居伺候得更周到。一般說,費用支絀更穩定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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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ed by Bleach on January 22, 2020 at 1:59pm — No Comments

歐陽哲生:盛世下的憂患——中西關係視角下的康雍乾盛世(3)

二、不對稱的中西方文化交流

 

不過,中歐之間的交流(特別是信息交流)並不對稱。西方文化之輸入中國與中國文化之傳入西方,其中介卻主要是由來華的西方傳教士、旅行者和外交使節來承擔。在中西互相對望、互相對話、互相認識的18世紀,歐洲對中國的了解遠遠超過中國對西方了解的程度,西方從中國獲取的資訊和靈感遠遠超過中國從西方所得到的一切。中西之間的這一差距在19世紀得到應驗。中國因對西方了解甚少,或根本不了解屢受戰爭挫辱,反過來被迫走上了向西方學習的道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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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ed by Bleach on January 22, 2020 at 1:50pm — No Comments

歐陽哲生:盛世下的憂患——中西關係視角下的康雍乾盛世(2)

與此相適應,18世紀的北京也是當時世界上最具國際性意義的都市。北京不僅是東方世界的交流中心,周邊的朝鮮、日本、琉球、安南、呂宋、暹羅、緬甸、汶萊等國,以及東南亞、中亞、西亞諸國保持著與清朝的傳統往來關係,而且是與歐洲各國交往最為頻繁的東方帝都。歐洲通過傳教士、外交使節、貿易往來三條途徑與北京保持密切的交往關係。據統計,18世紀耶穌會派往北京或遊歷過北京的傳教士達到115名[2];迄至1840年,遣使會來到北京的傳教士至少有17名;[3]方濟各會在北京設立了教區。從1716年到1860年,俄羅斯東正教向北京派出布道團十三屆,約有130多名神職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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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ed by Bleach on January 22, 2020 at 1:47pm — No Comments

歐陽哲生:盛世下的憂患——中西關係視角下的康雍乾盛世(1)

摘要:18世紀中國在經歷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後,步入前所未有的盛世,北京亦成為與歐洲交往最為頻繁的東方帝都。歐洲通過傳教士、外交使節、貿易往來與北京保持密切的關係。但當時中歐之間的交流並不對稱,歐洲對中國的了解遠遠超過中國對西方了解的程度。來京的西方人士通過自己的觀察和研究,對中國的政治制度、經濟發展、科技水平、軍事實力進行評估,為西方向中國殖民開拓做知識準備。中國在可比的世界競爭中危機四伏,為十九世紀出現的中西之間“大分流”埋下了隱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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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ed by Bleach on January 22, 2020 at 1:44pm — No Comments

李宇正 趙沛霖:試論《詩經》戰爭詩的歷史真實性(7)

宣王號稱中興之王,但是西北戰績的實際情況並沒有像一些史家所宣揚的那樣輝煌。實際情況是宣王時周人與戎狄發生過兩次大的戰役,戰略上采取的是防禦政策,“即使追奔逐北,也只是對於入侵的反擊。‘城彼太原’及‘城彼朔方’,都是建築北邊的要塞,而玁狁入侵的地點,可以深入到涇洛之間,直逼西周的京畿。(見王國維《觀堂集林》)”(注:許倬云:《西周史》,289頁,三聯出版社,1994。)可見,宣王時期對西北戎狄的戰爭盡管取得一些勝利,但來自戎狄的威脅並沒有解除,這就是說,西北部乃至整個王朝仍然處於戎狄的威脅之下,人們仍然生活在戰爭的巨大陰影之中。所以宣王時期周人與戎狄之間的關係基本上沒有什麽大的變化。人們的精神也一如繼往,始終處於悲抑之中,並充滿了憂患。正是這種迫切的現實原因加上歷史的因素,內在地決定了戰爭詩的基調和思想感情。所以《采薇》、《出車》詩中的悲抑情緒和憂患意識,歸根結底還是歷史和現實生活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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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ed by Bleach on January 22, 2020 at 1:31pm — No Comments

李宇正 趙沛霖:試論《詩經》戰爭詩的歷史真實性(6)

自此以後直到宣王時代,其間雖也曾發生戰爭,但基本上諸夷已成為周的屬邦,稱臣納賦獻貢。因此自周中期以後,東南部也就成為周王朝財富的重要來源。出於這種政治上和經濟上的原因,周王朝不時炫耀兵力,以保持它在諸夷中的宗主地位。 

總而言之,與周王朝在西北部戰爭中失敗多於勝利,經常處於防守的地位不同,“西周對南方,大體上采積極的攻勢。南方的戰爭,周人常是勝利者……”(註:許倬云:《西周史》,201頁,三聯出版社,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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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ed by Bleach on January 22, 2020 at 1:30pm — No Comments

李宇正 趙沛霖:試論《詩經》戰爭詩的歷史真實性(5)

現在讓我們來看這兩場戰爭的歷史背景和具體情況。先說西北戰爭。周王朝與西北戎狄之間的戰爭,有著深刻的歷史和地理原因。夏朝末期,周族先人避夏桀之亂,即“自竄於戎狄之間”(《國語·周語》),開始了與戎狄交錯相處的歷史。其間雖有彼此相容的時期,但糾紛和沖突卻是迄未間斷,自建國前的公劉時代,經古公亶父、伯昌到建國後的穆王、懿王、厲王、宣王,直到西周末期申侯聯合西戎殺幽王以滅西周,可以說它們之間的戰爭貫串於周人全部的歷史。這種情況先秦諸子和史書多有記載,《漢書·匈奴傳》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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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ed by Bleach on January 22, 2020 at 1:29pm — No Comments

李宇正 趙沛霖:試論《詩經》戰爭詩的歷史真實性(4)

二、突出了周王朝君臣的遠大抱負和雄心壯志。 

《江漢》敘寫了召虎奉宣王之命征伐淮夷,但重點不是寫戰爭的經過,而是贊頌宣王和召虎安邦定國、經營四方的輝煌功業:“江漢之滸,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匪疚匪棘,王國來極。於疆於理,至於南海。”征伐淮夷取得勝利以後,便治理疆土,修整邊界,並以周王朝的準則統治征辟的土地。詩歌表現宣王不是以武力征服天下的霸主,而是以德化安撫天下的明君;召虎也不是只能征戰的武將,同時也是善於經營天下的文臣。為了實現“式辟四方”,“王國來極”的遠大抱負,他們君臣一體,和衷共濟。這不僅表現在上面所說的宣王對召虎的冊命上,更反映在召虎對宣王的希望上。詩的末章寫召虎對宣王冊命的答謝中突出表現了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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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ed by Bleach on January 22, 2020 at 1:29pm — No Comments

李宇正 趙沛霖:試論《詩經》戰爭詩的歷史真實性(3)

反映東南部戰爭即周王朝與荊蠻、徐淮之間的戰爭的詩篇《采芑》、《江漢》、《常武》情況則完全不同。這三篇作品一掃《采薇》、《出車》諸篇中的悲傷抑郁氣氛,而呈現另一種情調和面目。《采芑》敘述並贊美方叔南征荊蠻取得輝煌勝利;《江漢》敘述並贊美召虎奉宣王之命征伐淮夷取得輝煌勝利;《常武》敘述並贊美宣王親自出征征討徐淮取得輝煌勝利。三篇詩歌在基調感情和思想上的共同特點是:

 

一、突出周王朝軍隊的威武氣概和必勝信念。 

這三篇作品程度不同地都寫了威武雄壯的軍容,反映出周軍的強大和威嚴,具有戰無不勝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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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ed by Bleach on January 22, 2020 at 1:27pm — No Com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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