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州仰山慧寂禪師問香岩師：



弟今日見處如何?



岩曰：某甲卒説不得，乃有偈曰，



去年貧，未是貧; 今年貧，始是貧。



去年無卓錐之地，今年錐也無。





白話翻譯：





慧寂禪師問香岩師：…

吃到的雞肉漢堡包，有多少真正的雞肉成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認為自己吃了“雞肉漢堡包”。

幸福家庭一起享用的“雞肉漢堡包”。一如廣告所說的。

也就是說，人成功不成功不重要，但要看起來要很成功。

有的組織說能幫助你成功，是否真的幫助了你並不重要。你們是否成功了更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們讓你看到他們多成功。

反正，習慣了山寨文化的社會，大家都有理由理直氣壯堂而皇之不做實事。

請點擊 ❤…

紐若翰擔任會督期間（1747—1752年），1751年12月20日自澳門致耶穌會會長信劄，“請會長允許再派中國青年赴法研究修養”。[48]“自是以後，迄於耶穌會之廢止，中國學子就學巴黎或拉弗累舍者時有之。”[49]乾隆十六年（1751年），北京青年楊德望得法國耶穌會士蔣友仁之助，前往法國拉弗累舍留學，1759年加入耶穌會，隨後又在路易大王學院學習神學。1765年回國，1766年回到北京，1798年歿於江西。[50]不過，“宗教家皆主靜修，獨善其身。不願多與外界交遊，不注意政治學術。故鴉片戰前，由中國往歐洲留學宗教者，雖代不乏人，而求其有影響於中國文化則甚微也。”[51]此外，還有一些國人隨外國商船漂洋過海，遠赴歐洲。如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廣東人謝清高乘坐外國商船遊歷亞、非、歐、美洲諸地，漂泊達十四年之久，他應是第一位環遊世界的中國人，他的出洋事跡和見聞經楊炳南筆錄，詳記於《海錄》一書。[52]西學雖經歐洲傳教士傳播，進入了士人的視野，但大家普遍都輕視西學。…

當時被指派隨行者甚眾，僅有兩人願往；而此兩人中之一人因病止於中途，別一人在道數頻於死”。其二、“中國人之自尊心，使之自負其政治、其學識、其財富皆優於他國；則其不願聲稱求救他國可知也。是故不願遣華人赴歐洲”。其三、“中國商人不甚解葡萄牙語，如何能用此種語言與之交談國事。”[40]蔔氏所述隱情到18世紀其實也沒有什麼改變。身體不健、自負心強、不通西語，這是阻止國人遠赴歐洲的三大障礙。

 …

在清朝前期，沒有再像明朝鄭和下西洋那樣，舉行大規模的出海活動。清朝的“海禁”政策具有兩面性，一方面是為了軍事上防止臺灣鄭氏政權和外來的西方殖民勢力向內地滲透的需要，一方面是阻撓內地人民向外發展，在貿易方面控制軍事武器和重要原料的出口。“禁海”政策在貿易上實際達到了閉關或限關（即限廣州一關）的效果，而更大的危害則是放棄了向海洋拓展的努力，面對萬裏海疆，中國失去了可能成為海洋強國的資格。這與正在大力拓展海外殖民地的西方殖民者形成強烈對比。 …

航海貿易雖在嘉慶年間仍然維持正常發展，“中國在東南亞海域的航運實力，仍處於領導地位”，中國在東南亞從事遠洋航海貿易的商船總噸，超過英國來華船噸的四倍以上。但到道光年間，中西之間的力量對比發生了明顯變化，“到鴉片戰爭的前夕，來華的西方海船，1835年為199艘，總計78000噸，1837年為213艘，總計83000噸。這就是說，西方侵略者對華貿易所投入的船舶載重量，此時已與中國遠洋商船總噸相等了。從1820年到1837年，中間不過十五六年時間，一方面是中國遠洋商船停滯不前，另一方面是進入中國海域的洋船日益增多，一消一長之間，表明了中國航海貿易的變化，也表明了西方資本主義殖民者對中國航海事業的排擠”。[37]與此同時，世界形勢發生巨大的變化，英國工業革命突飛猛進，美國“新大陸”開始崛起，歐洲大陸發生劇烈變革。相形之下，中國卻由於走向封閉，而陷入沈寂、保守的狀態。面對神州大地的沈寂，龔自珍悲憤地哀嘆：“九州生氣恃風雷，萬馬齊喑究可哀。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 …

18世紀的清朝統治者在處理對外關係時，也許最大的錯誤並不是不願與外界接觸，與西方打交道。事實上，18世紀中國與歐洲的關係之密切可謂前所未有，清朝前期的開放度較明朝也有一定的拓展。問題在於清朝在與外國的接觸中，力圖建立自己的世界體系或者按照傳統的朝貢體制建築以自我為中心的天下體系。從康熙、雍正到乾隆，他們都明確地向外部世界表現了這一意誌。周圍的弱小鄰國納入傳統的朝貢體制自不待說，遠道而來的歐洲各國使節，他們亦以此相待。除了俄羅斯、英國使團對這一做法表示異議，其它歐洲國家似乎沒有反抗地就接受了清朝外交體制的規訓。而俄羅斯、英國使團表示異議的潛臺詞，則實為要求英、俄君主擁有與清皇同等的地位，馬戛爾尼更是明確表示，英王喬治三世是與乾隆皇帝平起平坐的東西方兩大君主。中英之間在外交場合的禮儀之爭，實際上是英國擴張的殖民體系與中國傳統的朝貢體制之間的沖突。外交是政治的繼續，是內政的延伸，是以實力為後盾。所謂“禮儀”其實也是對自我認同的實力秩序的規範，它體現了對國家利益的維護能力和對別國的控制能力。…

有關18世紀中西方的實力對比，我們往往只能從西人當時的報道找尋中西之間差異的依據。這是因為國人當時基本上缺乏遊歷歐洲的經驗，因而也就無法根據中方文獻對中、西方之間的差異（差距）進行真實對比，也就無從談起從中國士人的文獻了解其對比中西方的真實感受。西人的記載當然帶有成見、偏見、誤會，甚至盲點，但西方當時與中國的接觸畢竟已有相當的規模，故對他們留下的文獻材料我們須加仔細甄別，但不可簡單否定、棄置不用。在這場中西方對話中，西方是主動者，中國只是“受容”的掌控者。

三、康雍乾盛世下潛存的危機因素…

“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面對掌聲是否頭腦清醒，面對成績能否看到問題，是一個政黨先進與否、成熟與否的“檢測儀”。 

在建黨90周年的輝煌時刻，在“給中國共產黨打高分”的贊譽聲中，胡錦濤同誌的“七一”重要講話充滿憂患意識地向全黨敲響了警鐘：世情、國情、黨情正在深刻變化，執政考驗、改革開放考驗、市場經濟考驗、外部環境考驗等“四種考驗”復雜嚴峻，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脫離群眾、消極腐敗等“四種危險”更加尖銳。

 …

漢初，雖有文景之治，天下稍安，而有賈誼上《陳政事疏》謂：“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賈誼此《疏》義同子思。蓋他認為，治國有“禮治”和“法治”兩套，“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為難知也”。他並認為此“禮治”和“法治”兩套對於治國者是不可或缺的。此“禮法合治”之議影響中國歷朝歷代之政治制度甚深。在中國歷史上有“諫官”之設，《辭源》“諫官”條說：“掌諫諍之官員。漢班固《白虎通·諫諍》：‘君至尊，故設輔弼置諫官。’諫官之設，歷代不一，如漢唐有諫議大夫，唐又有補闕、拾遺，宋有左右諫議大夫、司諫、正言等。”按：在中國歷史上的“皇權”社會中，“諫官”大多虛設，但也有少數士大夫以“憂患意識”之情懷而規勸帝王者，其“直諫”或多或少起了點對社會政治的批判作用。此或應作專門之研究，在此不贅述。

 …

對於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取得的成就，世人所關註的多半是物質層面上發展與繁榮。其實，在這種發展與繁榮背後中國人憂患意識的增強更為重要，是更值得稱道的進步。近日《半月談》雜誌公布專家預測的2010年前中國面臨的十大風險，就是一個突出實例。不能說中國人以前沒有憂患意識，可那要麼是少數學者的個人行為，要麼是內部報告從不公開。據說，由政府牽頭搞調查並且公開預測的成果，這還是第一次。 …

幽暗意識強調要結合自己本身的因素來看待問題及危機，認為出自內部的問題更加嚴重。許多看起來是外部的災難、外部的威脅，其實都來自內部的某些地方。那是因為人性中的墜落、陷溺、懈怠這些因素，是無法避免的，是難以完全克服的，對它們需要有充分的認識。 

當然，每個人都希望提升自己的人格，提升自己的道德形象，但是他實際上不一定做得到。事實上，人能夠獲得一點升華很不容易，相反，萬一某個人想要墜落、墮落時，速度則快得不可比擬。因此，提出幽暗意識這個概念的思想史專家張灝先生稱：“人最大的敵人是人自己。”

 …

杜甫“窮年憂黎元，嘆息腸內熱”便是。詩人稱自己一年到頭想著窮困的老百姓，時時牽掛那些受苦受難的人們，為此感到寢食難安。他的眼睛裏就有了更多這個世界的內容，尤其是那些不公平、不公正的現象。再比如“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其中的憤慨、憤怒指向不合理的社會秩序，擁有較強的社會批判性。還有他的“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體現了一個平民知識分子，念茲在茲卻是國家安危的胸懷。杜甫的憂患意識，因而有了這個世界的寬廣內容。 …

“憂患意識”在報刊上出現的頻率越來越高，所處的位置越來越突出，顯然想要引起更多人們的重視。這是一個值得關注也值得歡迎的提法。因而需要察看這個來自我們文化傳統的精神資源，經過了怎樣的歷史演變，以及在這個提法的周圍，是否還能夠發展出其他有意思的維度。 

在漫長的歷史中，與此有關的表述在不同的人那裏，因立足點不一樣，所強調的側重點、內容也不一樣。

 …

“至於科學，中國肯定遠遠落後於歐洲”。[23]這就是從中國考察歸來的馬戛爾尼使團的結論。由於擁有“絕技”的耶穌會士多被召往北京，故上述科技交流基本上是在京城進行，帶有濃厚的“禦用”性質，這可謂17、18世紀中西科技交流的一大局限。由於中西方之間的科技差距在當時尚未拉開，中國仍有能力消化來自傳教士帶來的信息，因此中國士人並不以差距，而是以差異來看待雙方的落差。加上康熙極力倡導“西學中源”說，士人對中西學之間的裂縫以傳統的方式輕輕地就抹平了，康熙皇帝和士大夫對西學的“受容”某種程度上仍受制於天朝的尊嚴和儒教的訓誡。馬戛爾尼、約翰·巴羅在他們的報告中對中國科技的評價和中西之間的差距的看法，雖然帶有一定偏見，但大體反映了走在歐洲前列的英國人的自信。[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