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蘭學者皮爾·弗裏斯著《從北京回望曼徹斯特：英國、工業革命和中國》（ViaPekingbacktoManchesterBritain,theIndustrialRevolutionandChina）[31]和他即將出版的新著《一個有著驚人差異的世界：近代早期西歐和中國的國家與經濟》（AWorldofSurprisingDifference:StateandEconomyinEarlyModernWesternEuropeandChina）對彭慕蘭為代表的美國加州學派學者著力經濟資源和生產關係的觀點提出了挑戰，他分析了中英兩國基礎結構的“硬件”設施，包括金融財政狀況、政府機構的設置、軍隊組織以及政策方針，發現雙方的差異是如此顯著。“同清代中國相比，英國政府在基礎結構上擁有更為龐大的權力。英國有著更多的收入，可以支付更多，擁有更為高效的稅收和財政體系，更好的貨幣體系，以及債券體系，這是清政府所缺乏的。坦率地講，在19世紀50年代之前中國是根本沒有這些的。英國擁有更為高效的政府機構和陸軍，以及當時世界上最為高效的海軍。英國中央政府的重商主義政策完全不同於當時清政府典型的農業家長式制度。”他強調，“國家政府可以被描述為一切制度背後的制度”。[32]在此之前，德國學者貢德·弗蘭克在其著《白銀資本——重視經濟全球化中的東方》，表達了不能說是相反，但是相異的觀點，他認為，從1400—1800年，“作為中央之國的中國，不僅是東亞的納貢貿易體系的中心，而且在整個世界經濟中即使不是中心，也占據支配地位”。“中國在世界經濟中的這種位置和角色的現象之一是，它吸引和吞噬了大約世界生產的白銀貨幣的一半；這一統計還力圖表明，這些白銀是如何促成了16世紀至18世紀明清兩代的經濟和人口的迅速擴張與增長”。“這一切之所以能夠發生，直接緣於中國經濟和中國人民在世界市場上所具有的異乎尋常的巨大的不斷增長的生產能力、技術、生產效率、競爭力和出口能力。這是其他地區都望塵基及的”。“直到1800年，具體到中國是直到19世紀40年代的鴉片戰爭，東方才衰落，西方才上升到支配地位——而這顯然也是暫時的，從歷史角度看，這僅僅是很近的事”。[33]弗蘭克對中國的經濟發展前景持相對樂觀的態度。

圍繞19世紀中國為什麼衰落，西方為何勝出這一問題所展開的討論，涉及的核心內容是如何評價中、西方在前近代的政治制度、生產關係、經濟模式與近代工業化之間的關係。由於西方在19世紀崛起這一既定事實，討論的歧異在於認可這是一種西方內在發展孕育的必然結果，還是偶然因素導致的結果。另一方面，中國雖然在19世紀出現了落後於西方的情形，是否意味著中國內在沒有向近代轉型的動力。對於後一問題，毛澤東曾經論斷：“中國封建社會內的商品經濟的發展,已經孕育著資本主義的萌芽,如果沒有外國資本主義的影響,中國也將緩慢地發展到資本主義社會。外國資本主義的侵入，促進了這種發展。”[34]新近李伯重對江南早期工業化的研究似為這一論斷再次提供了新的證明。[35]最近二十年來中西學者的研究趨向是在世界視野下將中西方的歷史獨特性與近代工業化結合起來加以考察。這就要求我們對18世紀後中國何以未能自發地向近代轉型的內在障礙，不是就是論事，而應放在世界環境中去做一比較研究。

[30]參見（美）王國斌著、李伯重、連玲玲譯：《轉變的中國：歷史變遷與歐洲經驗的局限》，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31]PeerVries,Peer,ViaPekingBacktoManchesterBritain,theIndustrialRevolution,andChina,CnwsPublications,2003.

[32]參見（荷蘭）皮爾·弗裏斯著、苗婧譯：《從北京回望曼徹斯特：英國、工業革命和中國》，《中文版序言》，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頁iv。

[33]（德）貢德·弗蘭克著、劉北城譯：《白銀資本——重視經濟全球化中的東方》，《中文版前言》，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0年版，第19—20頁。

[34]毛澤東：《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收入《毛澤東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9年版，第589頁。

[35]參見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業化（1550—1850）》（修訂版），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