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於科學，中國肯定遠遠落後於歐洲”。[23]這就是從中國考察歸來的馬戛爾尼使團的結論。由於擁有“絕技”的耶穌會士多被召往北京，故上述科技交流基本上是在京城進行，帶有濃厚的“禦用”性質，這可謂17、18世紀中西科技交流的一大局限。由於中西方之間的科技差距在當時尚未拉開，中國仍有能力消化來自傳教士帶來的信息，因此中國士人並不以差距，而是以差異來看待雙方的落差。加上康熙極力倡導“西學中源”說，士人對中西學之間的裂縫以傳統的方式輕輕地就抹平了，康熙皇帝和士大夫對西學的“受容”某種程度上仍受制於天朝的尊嚴和儒教的訓誡。馬戛爾尼、約翰·巴羅在他們的報告中對中國科技的評價和中西之間的差距的看法，雖然帶有一定偏見，但大體反映了走在歐洲前列的英國人的自信。[24]

關於軍事技術，國人最先認可西人武器，首推火炮。明末，遼東邊境戰事頻繁，面對強悍的清軍，明朝將目光投向火力較猛的西洋火炮，時人稱之“紅夷大炮”。《明史·徐光啟傳》謂：“徐光啟從利瑪竇學天文、歷算、火器，盡其術。神宗時遼東方急，光啟乃請多鑄西洋大炮，以資城守。”黃伯祿《正教奉褒》又謂：“天啟二年，上依部議敕羅加望、陽瑪諾、龍華民等制造銃炮，以資成行。”西洋火炮在明軍抵抗清軍的寧遠之戰中一度發揮作用。但是清軍在圍城之戰中所繳獲的“紅夷大炮”，反過來為清軍所仿造。清初命南懷仁制造大炮，“紅夷大炮”改稱“紅衣大炮”，一字之改，表現了清軍為這種武器的正名，西洋火炮成為清軍南下攻城略池的利器，也成為清軍平定三藩之亂使用的優勢武器。[25]西方軍事上另一優勢技術是造艦，在17、18世紀，中、西方之間雖未發生大規模海戰，但對西方的造船技術，中國已有領教。當馬戛爾尼使團訪華的艦隊出現在大沽口一帶時，“三十多只中國駁船云集在使節船只周圍。英國船只的高大桅桿和其復雜的構成，在一群簡單、笨重、低矮但相當寬闊結實的中國船只中間形成一個鮮明的對照”。[26]“英國在歐洲是第一海軍強國，素被稱為海上之王，英王陛下為了表示鄭重其事，本來準備派遣最大的船只載運訪問使節，但鑒於黃海水淺多沙，歐洲航海家們不熟悉這段航路，不得不改為派遣較小的船只前來。因此，禮品中加配一付全套裝備的英國最大的軍艦模型，有一百零十門重炮裝備的巨大軍艦上的各個微細部分俱在模型上表現無遺。”[27]遺憾的是，這尊炮艦模型未能引起清朝足夠的重視，至少事後沒有仔細研究。否則，就不會遭遇後來鴉片戰爭的失敗。其實，此前常被國人誇耀的鄭和七下西洋，雖然聲勢浩大，與哥倫布橫渡大西洋、發現新大陸之舉，兩者使用的航海技術，也不可相提並論。“船堅炮利”是近人對優勢的西方軍事技術的概括，實際上這一優勢在17、18世紀已顯露端倪。

[23]（英）喬治·馬戛爾尼著、何同濟、何毓寧譯：《馬戛爾尼使團使華觀感》，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年版，第60—61頁。

[24]有關英國使團對中國科技的評價，參見（英）喬治·馬戛爾尼著、何同濟、何毓寧譯：《馬戛爾尼使團使華觀感》，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年版，第60—70頁。（英）約翰·巴羅著、李國慶、歐陽少春譯：《我看乾隆盛世》，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7年7月版，第203—228頁。

[25]有關西洋火炮技術在明末清初的傳播及其運用，中、西研究文獻甚多，新近重要論著有黃一農：《紅夷大炮與明清戰爭：以火炮測準技術之演變為例》，載《清華學報》1996年新26卷第1期。徐新照：《明末兩部“西洋火器”文獻考辨》，載《學術界》2000年第2期。尹曉冬：《明末清初幾本火器著作的初步比較，載《哈爾濱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七卷第2期。劉旭：《中國古代火藥火器史》，鄭州：大象出版社，2004年版。（英）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第五卷《化學及相關技術》第七分冊《軍事技術：火藥的史詩》，科學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308—358頁。狄宇宙：《與槍炮何幹？火器和清帝國的形成》，收入（美）司徒琳主編、趙世瑜等譯：《世界時間與東亞時間中的明清變遷》下卷，北京：三聯書店，2009年版，第152—207頁。

[26]（英）斯當東著、葉篤義譯：《英使謁見乾隆紀實》，上海書店出版社，1997年版，第252頁。

[27]（英）斯當東著、葉篤義譯：《英使謁見乾隆紀實》，第25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