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陽哲生:盛世下的憂患——中西關係視角下的康雍乾盛世(15)

紐若翰擔任會督期間(1747—1752年),1751年12月20日自澳門致耶穌會會長信劄,“請會長允許再派中國青年赴法研究修養”。[48]“自是以後,迄於耶穌會之廢止,中國學子就學巴黎或拉弗累舍者時有之。”[49]乾隆十六年(1751年),北京青年楊德望得法國耶穌會士蔣友仁之助,前往法國拉弗累舍留學,1759年加入耶穌會,隨後又在路易大王學院學習神學。1765年回國,1766年回到北京,1798年歿於江西。[50]不過,“宗教家皆主靜修,獨善其身。不願多與外界交遊,不注意政治學術。故鴉片戰前,由中國往歐洲留學宗教者,雖代不乏人,而求其有影響於中國文化則甚微也。”[51]此外,還有一些國人隨外國商船漂洋過海,遠赴歐洲。如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廣東人謝清高乘坐外國商船遊歷亞、非、歐、美洲諸地,漂泊達十四年之久,他應是第一位環遊世界的中國人,他的出洋事跡和見聞經楊炳南筆錄,詳記於《海錄》一書。[52]西學雖經歐洲傳教士傳播,進入了士人的視野,但大家普遍都輕視西學。[53]一般士人囿於儒家“父母在,不遠遊”的信條和執迷於科舉制試,根本沒有遠赴歐洲遊歷的興趣,因而也就缺乏切身體驗的“西方經驗”。士大夫對歐洲所知甚為貧乏,他們只是從傳教士撰寫的一些介紹性小冊子(如艾儒略的《職方外紀》、南懷仁的《坤輿圖說》、利類思、安文思、南懷仁等撰《西方要記》之類)獲取遙遠的西方地理知識。中國著實可憐的西學與西方蔚為大觀的漢學對比相形見絀,反映了當時中西互相認識的深刻裂縫和極大差距。 

上述各種危機情狀,當然不能為清廷當政者所看清。限於維護自身統治的需要,清朝的目光緊盯在內部危機,他像一支救火的消防隊,疲於奔命,應付撲滅各地起義和叛亂的烈火。對於世界形勢正在發生的革命性變化竟懵然無知。過去,人們總結中國未能自我成功向近代社會轉型的歷史原因時,有一種普遍的價值預設,即將中國傳統的政治制度(包括君主專制、中央集權、科舉制度)與現代化對立起來,視之為中國邁向早期現代化的主要障礙,這成為鑄造革命的邏輯出發點和主要理由。但西方國家的早期現代化歷史卻不能證明這一點。

[48](法)費賴之著、馮承鈞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下冊,第753頁。

[49](法)費賴之著、馮承鈞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下冊,第760頁。

[50](法)費賴之著、馮承鈞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下冊,第970—975頁。

[51]張星烺:《歐化東漸史》,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年版,第41頁。

[52]參見謝清高口述、楊炳南筆錄、馮承鈞註釋:《海錄註》,北京:中華書局,1955年版。(清)謝清高口述、楊炳南筆錄、安京校釋:《海錄校釋》,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年版。

[53]如《欽定四庫全書總目》介紹《西方要記》時稱:該書“專記西洋國土、人物、土產及海程遠近。大抵意在誇大其教,故語多粉飾失實。”參見四庫全書研究所整理:《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整理本)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版,第105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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