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若翰擔任會督期間（1747—1752年），1751年12月20日自澳門致耶穌會會長信劄，“請會長允許再派中國青年赴法研究修養”。[48]“自是以後，迄於耶穌會之廢止，中國學子就學巴黎或拉弗累舍者時有之。”[49]乾隆十六年（1751年），北京青年楊德望得法國耶穌會士蔣友仁之助，前往法國拉弗累舍留學，1759年加入耶穌會，隨後又在路易大王學院學習神學。1765年回國，1766年回到北京，1798年歿於江西。[50]不過，“宗教家皆主靜修，獨善其身。不願多與外界交遊，不注意政治學術。故鴉片戰前，由中國往歐洲留學宗教者，雖代不乏人，而求其有影響於中國文化則甚微也。”[51]此外，還有一些國人隨外國商船漂洋過海，遠赴歐洲。如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廣東人謝清高乘坐外國商船遊歷亞、非、歐、美洲諸地，漂泊達十四年之久，他應是第一位環遊世界的中國人，他的出洋事跡和見聞經楊炳南筆錄，詳記於《海錄》一書。[52]西學雖經歐洲傳教士傳播，進入了士人的視野，但大家普遍都輕視西學。[53]一般士人囿於儒家“父母在，不遠遊”的信條和執迷於科舉制試，根本沒有遠赴歐洲遊歷的興趣，因而也就缺乏切身體驗的“西方經驗”。士大夫對歐洲所知甚為貧乏，他們只是從傳教士撰寫的一些介紹性小冊子（如艾儒略的《職方外紀》、南懷仁的《坤輿圖說》、利類思、安文思、南懷仁等撰《西方要記》之類）獲取遙遠的西方地理知識。中國著實可憐的西學與西方蔚為大觀的漢學對比相形見絀，反映了當時中西互相認識的深刻裂縫和極大差距。 

上述各種危機情狀，當然不能為清廷當政者所看清。限於維護自身統治的需要，清朝的目光緊盯在內部危機，他像一支救火的消防隊，疲於奔命，應付撲滅各地起義和叛亂的烈火。對於世界形勢正在發生的革命性變化竟懵然無知。過去，人們總結中國未能自我成功向近代社會轉型的歷史原因時，有一種普遍的價值預設，即將中國傳統的政治制度（包括君主專制、中央集權、科舉制度）與現代化對立起來，視之為中國邁向早期現代化的主要障礙，這成為鑄造革命的邏輯出發點和主要理由。但西方國家的早期現代化歷史卻不能證明這一點。

[48]（法）費賴之著、馮承鈞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下冊，第753頁。

[49]（法）費賴之著、馮承鈞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下冊，第760頁。

[50]（法）費賴之著、馮承鈞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下冊，第970—975頁。

[51]張星烺：《歐化東漸史》，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年版，第41頁。

[52]參見謝清高口述、楊炳南筆錄、馮承鈞註釋：《海錄註》，北京：中華書局，1955年版。(清)謝清高口述、楊炳南筆錄、安京校釋：《海錄校釋》，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年版。

[53]如《欽定四庫全書總目》介紹《西方要記》時稱：該書“專記西洋國土、人物、土產及海程遠近。大抵意在誇大其教，故語多粉飾失實。”參見四庫全書研究所整理：《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整理本）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版，第105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