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陽哲生:盛世下的憂患——中西關係視角下的康雍乾盛世(7)

在天文方面,1600年前後,利瑪竇將歐洲的天球儀、星盤和日晷等小型儀器介紹到中國來。從1629年起,鄧玉函、羅雅谷、湯若望等耶穌會士應徐光啟之邀,供職皇家天文機構,在《崇禎歷書》等書籍裏描述了十幾種歐洲式天文儀器,包括托勒密時代的儀器、第谷的儀器和伽利略的望遠鏡。清朝初年,湯若望開始執掌欽天監,並將《崇禎歷書》修訂為《西洋新法歷書》。1669—1674年,南懷仁為北京觀象臺主持設計制造了黃道經緯儀、赤道經緯儀、地平經儀、象限儀、紀限儀和天體儀,刊刻了相關設計圖紙和說明書。1713—1715年,紀理安為觀象臺添造了一架歐洲風格的地平經緯儀。1745—1754年,戴進賢、劉松齡等為觀象臺制造了一架璣衡撫辰儀。這些傳教士所制造的天文儀器和傳授的技術,對中國人來說都是新知識,只是有些技術僅停留在文字介紹,有些儀器只是皇家禦用品,未能廣泛傳播。[20]在數學方面,明萬歷年間,利瑪竇與徐光啟合譯了《幾何原本》,與李之藻合譯了《同文算指》。明末清初,為配合歷法改革所編的《崇禎歷書》、《西洋新法歷書》,裏面收有若幹種數學方面的著作,包括艾儒略的《幾何要法》四卷、鄧玉函的《大測》二卷、《割圓八線表》六卷、《測天約說》二卷、湯若望的《渾天儀說》五卷、《共譯各圖八線表》六卷、羅雅谷的《測量全義》十卷、《比例規解》一卷等。與此同時,中國數學家梅文鼎(1633—1721)對傳入的西方數學進行系統的整理、編排和闡發,消化新傳的西方數學。康熙帝向來京的法國耶穌會士張誠、白晉學習西方的數學,此事經白晉的《康熙皇帝傳》介紹,在歐洲傳為佳話。康熙主持的《數理精蘊》既對傳入的西方數學知識作了系統編排,又對西方數學與中國傳統數學做了比較,是當時中西結合的一部數學百科全書。[21]傳教士並非專職的科技人員(法國耶穌會士的科學素養較高,可視例外),但他們傳授的西方科技確給中國帶來了一股新風,成為17、18世紀中西文化交流最有價值的內容。在明末到清朝乾隆年間的中西文化交流中,西方傳教士從中國獲取了大量信息、情報,在科技方面他們所獲主要是傳統工藝,如瓷器、紡織、人痘、植物、染色、漆器等技藝,他們開始形成中國科技停滯不前的觀點。[22]“中國人擅長多種工藝,特別是絲綢和某類棉布的制作。他們擅長印染和定色之方,也優於處理顏料上色的研磨和調和,漆的制造和使用,以及利落的木匠手工活。但據說他們水平最高的是陶瓷技術,也就是將泥土盡可能做成各種用具,而且隨意設計、上釉、著色和烘乾”。

[17]參見彭斐章主編:《中外圖書交流史》,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53頁。該頁有耶穌會士“著譯圖書學科分類統計表”。

[18]徐宗澤:《明清間耶穌會士譯著提要》,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年,第4頁。

[19]柳詒徵:《中國文化史》下冊,上海:東方出版中心,1996年版,第679—680頁。

[20]參見張柏春:《明清測天儀器之歐化》,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該書對17、18世紀中國測天儀器之歐化過程描述甚詳。

[21]有關西方數學在17、18世紀中國的傳入情況,參見杜石然:《數學·歷史·社會》,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80—213頁。

[22]參見韓琦:《中國科學技術的西傳及其影響》,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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