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紀的清朝統治者在處理對外關係時，也許最大的錯誤並不是不願與外界接觸，與西方打交道。事實上，18世紀中國與歐洲的關係之密切可謂前所未有，清朝前期的開放度較明朝也有一定的拓展。問題在於清朝在與外國的接觸中，力圖建立自己的世界體系或者按照傳統的朝貢體制建築以自我為中心的天下體系。從康熙、雍正到乾隆，他們都明確地向外部世界表現了這一意誌。周圍的弱小鄰國納入傳統的朝貢體制自不待說，遠道而來的歐洲各國使節，他們亦以此相待。除了俄羅斯、英國使團對這一做法表示異議，其它歐洲國家似乎沒有反抗地就接受了清朝外交體制的規訓。而俄羅斯、英國使團表示異議的潛臺詞，則實為要求英、俄君主擁有與清皇同等的地位，馬戛爾尼更是明確表示，英王喬治三世是與乾隆皇帝平起平坐的東西方兩大君主。中英之間在外交場合的禮儀之爭，實際上是英國擴張的殖民體系與中國傳統的朝貢體制之間的沖突。外交是政治的繼續，是內政的延伸，是以實力為後盾。所謂“禮儀”其實也是對自我認同的實力秩序的規範，它體現了對國家利益的維護能力和對別國的控制能力。 

中國保持與西方的交往關係，這對中國了解正在崛起的西方會有一定助益。問題在於囿於傳統的朝貢體制，清朝缺乏調整與西方關係的機制，也很難與西方建立起新的互動互惠關係。[36]當馬戛爾尼使團向乾隆提出六項有關通商的不當要求時，清朝如能以討價還價的談判策略加以應對，而不是斷然拒絕，這顯然是一種更為明智、更富柔性的外交選擇，它對中國與西方的關係也許會預留更多想象的空間。清朝無意這樣做，因為它不符合天朝的朝貢體制。中國在對外交往中缺乏主動性，開拓性，處處表現被動、應付、自保的狀態，從而失去了在對外交往中獲取主動權的良機。強固的天朝帝國體制和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使清朝循依“華夷之辨”的思維慣性制訂對外政策，很難出現向外拓展的外交新思維。 

當清朝感覺到西來的殖民者對自身的安全構成威脅時，其對外政策從嘉慶年間開始出現急轉彎。“禁教”政策嚴格執行，天主教傳教士大多被驅逐出境或被迫離華，教徒人數銳減。對外交往受到嚴格限制，俄羅斯派遣的戈羅夫金使團（1805—1806）在前往北京的路上，無功而返；英國派遣的阿美士德使團（1816）在北京只呆了不到一天，就被勒令出京。嘉慶皇帝關上了與歐洲交往的大門。嘉慶的對外政策之改變至少與他本人忠厚老實、平庸無為的守成性格有關，畢竟對外開拓需要雄圖大略的魄力，這一條件在康熙、雍正、乾隆三帝具備，而嘉慶皇帝確實沒有。

[36] John King Fairbank edited The Chinese worldorder: traditional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