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陽哲生:盛世下的憂患——中西關係視角下的康雍乾盛世(12)

航海貿易雖在嘉慶年間仍然維持正常發展,“中國在東南亞海域的航運實力,仍處於領導地位”,中國在東南亞從事遠洋航海貿易的商船總噸,超過英國來華船噸的四倍以上。但到道光年間,中西之間的力量對比發生了明顯變化,“到鴉片戰爭的前夕,來華的西方海船,1835年為199艘,總計78000噸,1837年為213艘,總計83000噸。這就是說,西方侵略者對華貿易所投入的船舶載重量,此時已與中國遠洋商船總噸相等了。從1820年到1837年,中間不過十五六年時間,一方面是中國遠洋商船停滯不前,另一方面是進入中國海域的洋船日益增多,一消一長之間,表明了中國航海貿易的變化,也表明了西方資本主義殖民者對中國航海事業的排擠”。[37]與此同時,世界形勢發生巨大的變化,英國工業革命突飛猛進,美國“新大陸”開始崛起,歐洲大陸發生劇烈變革。相形之下,中國卻由於走向封閉,而陷入沈寂、保守的狀態。面對神州大地的沈寂,龔自珍悲憤地哀嘆:“九州生氣恃風雷,萬馬齊喑究可哀。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 

18世紀的中國缺乏制度革新的思想和動力。清朝在可比的世界競爭中,危機四伏。危機之一,內部民族矛盾嚴重。清朝統治集團在前期以滿族為核心,滿漢有別,北京內外城之分即是這一區別的一個象征。這一格局維持到19世紀中期沒有根本改變。清朝前期康熙、雍正、乾隆三帝中央集權進一步強化,地方割據勢力悉數蕩平。在傳統秩序裏,只有國家,沒有“社會”。國家機器之外,農村依靠宗法制維持鄉間秩序。有清一代,由於滿族對漢族實行嚴酷的統治,漢人只能通過建立秘密結社來反抗,以白蓮教、天地會、哥老會為代表的秘密社會盛行成為18到19世紀上半期中國社會的重要特征,這實為當時滿漢矛盾的一大反映。[38]一般來說,秘密社會的興起是在王朝末年,皇權衰弱,對地方和士紳的控制力削弱之時,而清朝在其鼎盛的乾隆朝即已出現,說明漢族反抗滿族統治者的情緒從未稍減。 

危機之二,缺乏海上開拓的能力。在大航海時代來臨之時,中國幾無海上拓展的能力,“禁海”政策實際封閉了向海外開拓的可能。從順治十二年(1655年)至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為防堵內地人民與臺灣鄭氏政權發生聯系,清朝實行嚴格的“禁海閉關”。從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到雍正五年(1727年)對南洋“禁海”,則主要是應對呂宋、噶喇巴兩地的西班牙、荷蘭西洋勢力的滲透。乾隆六年(1741年)在福建實行“禁海”,禁止私人下南洋貿易,則是鑒於荷蘭殖民者在爪哇屠殺當地華僑。

[37]參見中國航海學會:《中國航海史》(古代航海史),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88年版,第334—336頁。

[38]有關清代秘密結社與排滿思想之間的關係,參見蕭一山:《清代通史》第2冊,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892—92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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