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海貿易雖在嘉慶年間仍然維持正常發展，“中國在東南亞海域的航運實力，仍處於領導地位”，中國在東南亞從事遠洋航海貿易的商船總噸，超過英國來華船噸的四倍以上。但到道光年間，中西之間的力量對比發生了明顯變化，“到鴉片戰爭的前夕，來華的西方海船，1835年為199艘，總計78000噸，1837年為213艘，總計83000噸。這就是說，西方侵略者對華貿易所投入的船舶載重量，此時已與中國遠洋商船總噸相等了。從1820年到1837年，中間不過十五六年時間，一方面是中國遠洋商船停滯不前，另一方面是進入中國海域的洋船日益增多，一消一長之間，表明了中國航海貿易的變化，也表明了西方資本主義殖民者對中國航海事業的排擠”。[37]與此同時，世界形勢發生巨大的變化，英國工業革命突飛猛進，美國“新大陸”開始崛起，歐洲大陸發生劇烈變革。相形之下，中國卻由於走向封閉，而陷入沈寂、保守的狀態。面對神州大地的沈寂，龔自珍悲憤地哀嘆：“九州生氣恃風雷，萬馬齊喑究可哀。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 

18世紀的中國缺乏制度革新的思想和動力。清朝在可比的世界競爭中，危機四伏。危機之一，內部民族矛盾嚴重。清朝統治集團在前期以滿族為核心，滿漢有別，北京內外城之分即是這一區別的一個象征。這一格局維持到19世紀中期沒有根本改變。清朝前期康熙、雍正、乾隆三帝中央集權進一步強化，地方割據勢力悉數蕩平。在傳統秩序裏，只有國家，沒有“社會”。國家機器之外，農村依靠宗法制維持鄉間秩序。有清一代，由於滿族對漢族實行嚴酷的統治，漢人只能通過建立秘密結社來反抗，以白蓮教、天地會、哥老會為代表的秘密社會盛行成為18到19世紀上半期中國社會的重要特征，這實為當時滿漢矛盾的一大反映。[38]一般來說，秘密社會的興起是在王朝末年，皇權衰弱，對地方和士紳的控制力削弱之時，而清朝在其鼎盛的乾隆朝即已出現，說明漢族反抗滿族統治者的情緒從未稍減。 

危機之二，缺乏海上開拓的能力。在大航海時代來臨之時，中國幾無海上拓展的能力，“禁海”政策實際封閉了向海外開拓的可能。從順治十二年（1655年）至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為防堵內地人民與臺灣鄭氏政權發生聯系，清朝實行嚴格的“禁海閉關”。從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到雍正五年（1727年）對南洋“禁海”，則主要是應對呂宋、噶喇巴兩地的西班牙、荷蘭西洋勢力的滲透。乾隆六年（1741年）在福建實行“禁海”，禁止私人下南洋貿易，則是鑒於荷蘭殖民者在爪哇屠殺當地華僑。

[37]參見中國航海學會：《中國航海史》（古代航海史），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88年版，第334—336頁。

[38]有關清代秘密結社與排滿思想之間的關係，參見蕭一山：《清代通史》第2冊，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892—92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