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均耕地面積上，“如果我們考慮一下在長城以內中國的整面積為1，297，999平方英裏，也即830，719，360英畝，而總人口多達333，000，000，那麼我們會發現每平方英裏將有256個人，每個人擁有土地2.5英畝。大不列顛平均每平方英裏有120人，每人可分享5英畝土地，或者說每個家庭可獲得12.5英畝地。因此，中國人口與英國人口比例為256比120人，稍大於二比一。英國每人可獲得的土地正好是中國每個人可獲得的兩倍。”[13]約翰·巴羅對當時中國人口的數量估計略高於實際數字，而他對中英兩國可耕地面積的估算基本符合實情。在身體素質上，“在中國普通人中間，人們很難找到類似英國公民的啤酒大肚皮或英國農夫喜氣洋洋的臉。的確，他們天生就身體瘦小，滿面倦容，很少有人在面頰上顯出健康的紅潤。”[14]英國人從所見到的每一張中國人面孔，看出了普通中國民眾生活的貧困和身體健康的不良。根據現場的觀察，約翰·巴羅得出一個符合事實的結論：“總的來看，就中國在農業上值得稱贊之處而言，如果要我鬥膽說說自己的看法，那麼我會毫不猶豫地說，給一個中國農民足夠的土地（足夠到他和他的家人用鋤頭能夠耕種得過來的土地），他會比任何歐洲的農民更好地利用那塊土地，生產出更多的糧食。但是，倘若在中國將50或100公頃最好的土地按平均地租交給一個農民種植（按一般計算，我們的農民創造的價值是租金的三倍），那麼在支付種地需要的勞動力後，他幾乎會無法養家糊口。”[15]約翰·巴羅找出了問題的癥結，中、英農業經濟的差距和中國農民生活狀況的低下，關鍵在於中國人均土地面積的不足。[16]到18世紀末，英國農業經濟發展已為工業化準備了必要的條件。

關於科技水平，明末清初西學在士大夫中最受歡迎者為輿地、天文、數學，這實際上也是中國士大夫認可自身在這些學科比較薄弱、急需彌補缺陷的領域。據統計，明清耶穌會士著譯涉及的學科相當廣泛，除傳教和漢學類的書籍外，天文、數學、地理、輿地方面的著譯所占比重較大。[17]其中在輿地學方面，“利瑪竇之《萬國輿圖》、南懷仁之《坤輿全圖》、白進等所著之《皇輿全覽圖》，以及《乾坤體義》（利瑪竇著）、《職方外紀》（艾儒略著）、《坤輿圖說》（南懷仁著）等書，允為最著者也”。[18]耶穌會士的這些著作在中土產生了積極影響，柳詒征先生曾如是評價：“元、明間人猶未泯究心於地理，至利瑪竇等來，而後知有五大洲，及地球居於天中之說。艾儒略著《職方外紀》，繪圖立說，是為吾國之有五洲萬國地誌之始。而清康熙中，各教士測繪全國輿圖，尤有功於吾國焉。”[19]

[13]（英）約翰·巴羅著、李國慶、歐陽少春譯：《我看乾隆盛世》，第429—430頁。據中國學者比較可靠的統計，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的人口數量為：313，000，110。參見葛劍雄著《中國人口發展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46頁。乾隆年間的可耕地面積約為人口的四倍，即12億畝，人均耕地面積每人4畝，參見鄭正、馬力、王興平：《清朝的真實耕地面積》，載《江海學刊》1998年第4期。

[14]（英）約翰·巴羅著、李國慶、歐陽少春譯：《我看乾隆盛世》，第411—412頁。

[15]（英）約翰·巴羅著、李國慶、歐陽少春譯：《我看乾隆盛世》，第424頁。

[16]有關18世紀中、英農民的比較，中文文獻可參看徐浩：《18世紀的中國與世界·農民卷》，沈陽：遼海出版社，1999年。該書對18世紀中英農民與農村經濟、農村生產關係、農村商品經濟、農民生產生活、農民反抗鬥爭作了詳細比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