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朝前期，沒有再像明朝鄭和下西洋那樣，舉行大規模的出海活動。清朝的“海禁”政策具有兩面性，一方面是為了軍事上防止臺灣鄭氏政權和外來的西方殖民勢力向內地滲透的需要，一方面是阻撓內地人民向外發展，在貿易方面控制軍事武器和重要原料的出口。“禁海”政策在貿易上實際達到了閉關或限關（即限廣州一關）的效果，而更大的危害則是放棄了向海洋拓展的努力，面對萬裏海疆，中國失去了可能成為海洋強國的資格。這與正在大力拓展海外殖民地的西方殖民者形成強烈對比。 

危機之三，實行文化專制，文網恢恢，大興文字獄，窒息了革新的生機。慘酷嚴厲的文字獄幾乎與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相始終，從康熙年間的明史獄、方天甫、朱方旦之獄、《南山集》案，到雍正年間的查嗣庭案、曾靜、呂留良案，再到乾隆年間的徐述夔《一樁樓詩》案、卓長齡等《憶鳴詩集》案、王錫侯《字貫》案，清朝統治者一方面利用文字獄這種極端手段，鉗制言論，禁錮思想，扼殺漢族士大夫的遺民情緒和反清思想。另一方面，又以開四庫全書館，修《四庫全書》，搜集、整理、編纂歷代典籍，網羅漢族知識精英，點綴其盛世的門面。在這種情勢之下，漢學的文字、音韻、訓詁、校勘、輯佚、考證之類學問得以助長，明末方興未艾的啟蒙思想火花漸趨泯滅。18世紀的中西方形成一個強烈的對比：西方知識分子（以法國為代表）掀起啟蒙運動，尋找向近代轉型的突破口；中國士大夫囿於文化專制的牢籠，只能滿足於以做傳統典籍的集大成工作為自娛。 

危機之四，士大夫普遍缺乏世界知識，缺乏向外探險的沖動。在18世紀，清朝曾於1729—1731年、1731—1733年兩次派使團赴俄羅斯訪問外，此外再沒有派遣使團赴歐洲其它國家訪問，這表現了清朝對歐洲外交的冷漠。對此，張星烺先生不無感慨地評論：“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盛時，外國使者來中國者甚多。教化王（即今之教皇）之使亦曾數至。然清朝在此一百三十余年長期間，竟未一次遣使浮海至西歐，采風問俗。誠可異也。”[39]為何國人當時不願出使歐洲？1654年被南明政權遣使羅馬教廷的耶穌會士蔔彌格與羅馬宣教部之間的對話，頗能反映這一問題的癥結。當羅馬教廷質詢蔔彌格“何以不多帶中國侍從俱來？”這一疑問時，蔔彌格解答原因有三：其一、“蓋因華人體質不強，不適於長途旅行。

[39]張星烺：《歐化東漸史》，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年版，第4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