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量研究通常有明確的目標問題，值得案例分析者學習。他們非常重視組織材料的方向和取值，力圖通過統計分析再現量值的共變關係，這對於描述一些基本狀況，具有難以取代的價值。但數值的意義和特定環境有關，它在不同的條件下往往具有不同含義，而統計分析一般都假定變量的性質、類別和數值在所有案例中的意義大致類似，但事實有時不完全如此。比如，不同社會的政治信任值（political trust）可能涵義完全不同，但定量研究一般不允許隨時改變系統變量的含義，這樣會導致整體的數值比較缺少共同的基準。而定性的案例分析則可以通過目標問題的轉換，發揮互補所缺的作用。比如，當統計分析發現，中國二胎出生率的上升值，大大落後於一胎出生率的下降值時，案例分析就可能發展新的目標問題：既然統計數據表明，是生育行為的變化（而非生育政策的變化），對於中國整體生育率的影響更強，那麼我們就應當解答，是什麼特有的因素推動了中國生育行為的變化，這有助於進一步評估甚至預測二胎政策的未來效用。 …

一般知識體系是人類認識自身的階段性成果，一方面，它是共有、公開、開放和變動的，並非任何一個地區、時段、國家或意識形態的獨有產物；另一方面，它又被人類認識活動處理為命題或原理，它們相互聯系、具有系統性、處於認識階梯中抽象性較高的位置、具有相對廣泛的解釋力，這是我們稱其為“一般”知識的含義。雖然，社會科學很少能闡明所有時空都成立的普適性命題，它們表述的多是特定背景下的條件性命題，但這並不等於說，這些特定背景下的條件性命題，和一般的知識無關，或者根本不用加入一般知識的體系，相反，我們闡述特殊性知識的目的，是試圖發現一種可以加入整體知識體系，屬於其中的一種關係、特征或行為類型。作為類型，研究者所追求的並非是具體的場所和時間，而是在這一條件下可以成立的一般性命題。 …

毫無疑問，這一波高潮將敘事學研究，特別是電影敘事學研究，推到了一個非常顯要的位置，而電影敘事學的產生和發展，不僅吸收和運用了語言學的基本概念和範疇，而且第一次開始將電影技術因素作為敘事因素來考慮，改變了傳統的，只把主題和人物性格變化過程作為敘事因素來研究的做法，電影敘事學也進一步擺脫了過去那種把電影敘事作為一種靠主觀想象和領悟的藝術和美學，而是一種進行深入細致的，更加精確的、繁瑣的定量分析和研究。從而不僅推動了電影敘事技巧的發展，同時也極大地影響了諸如場面調度、攝影、機位、景深、景別、燈光、音響等的運用。因而，電影敘事學研究雖然在根本上是理論問題，但它對創作所起到的作用也是十分明顯的。⑦…

出於這兩方面的考慮，本文在梳理中西方文獻的基礎上，進一步剖析敘事研究涉及的關鍵概念，歸納出敘事社會學主要的研究進路，並結合相關研究主題，剖析其在研究方法上的特點。最後，本文嘗試在中國故事這一語境下，指出整合多元研究進路的必要性，並對整合的可能性與方向進行展望。 

二、從邊緣到中心

盡管自亞里士多德起，故事就已經成為一個議題，但在相當長的時期內，敘事研究並無合法性可言。1935年貝恩…

其三，中國社會日常生活的模糊性。

自從現象學社會學和常人方法學興起以來，帕森斯主義所代表的社會學“正統共識”對日常生活的忽視日漸被打破。尤其是隨著後現代主義對“宏大敘事”的猛烈攻擊，日常生活越來越成為社會學家關注的焦點。



但研究日常生活最大的困難，就在於我們如何能讓沈默者發聲。所謂的日常生活，它指的不僅僅是普通人的生活，更重要的是，它指的是與宏大歷史話語不同的生活，是福柯意義上“稀薄”而“貧乏”、充滿“偶變性”和“錯誤”的生活。對於這幾乎不可言說的日常生活，如何能夠進入？福柯給我們的啟示是：對不可言說的東西，可以展現。…

五、因果機制探索 

社會科學的定量和定性方法，都重視相關關係發現，但案例研究的不可替代性，在於它可以完整展示因果聯系的過程，一些研究者稱之為“因果過程觀察法”。



對於案例研究者而言，他們所關心的問題，不僅是自變量與因變量，或某種發現要素與被解釋要素是否相關。而且，還有二者通過什麼樣的特定機制發生關聯。



在多數情況下，普通相關要多於因果關聯，這就需要研究者有能力，把重要的因果關係，從一般相關關係中摘取出來，通過鑒別因果關係的連動機制，來提升論證的可靠性。



比如，對於不平等和社會不滿之間的關係，研究者想要了解的，不僅是不平等是否產生社會不滿，而且希望揭示，這種影響一般會通過什麼特定的因果機制，發揮作用。 …

第三，電影敘事學作為敘事學的一個分支，一如敘事學本身，不僅依靠各種其他相關理論，而且在某種程度上，也依靠文學敘事學的研究成果，這使得電影敘事學雖可作為一門學科，但不免總有掣肘。此外，由於沿用了語言學以來的二分法，使得電影敘事學多傾向於表達敘事學的研究，而忽略了姚曉濛所謂的對於表意系統的研究，從而使電影敘事學在很大程度上僅是一種偏技藝性的能指敘事學。因此，當電影敘事學不能充分表達自身的理論訴求時，也便更多淪為電影文化研究及其他研究的一個附屬物。…

一如影片《影》所展現的，如果僅止於此，這部影片也就是一部極其普通的勵志類影片，而影片的獨特在於，它在第一層模仿結束之後，又出其不意地為我們呈現出了第二層模仿。



而有意思的是，它使第一層模仿再度成為「模仿」，以一種「二次曝光」的方式，完成了從第一層模仿到第二次模仿的直接轉換，而其轉換的方式，是暗含了亞里士多德所謂的可然律和必然律的。



在這部影片中，當敘事進入第二故事——李問自身的段落時，我們才恍然，第一層敘事只不過是李問借助警察吳志輝(周潤發飾演)的形象，以一種可然律或必然律的可能性，模仿自己的現實生活，而積極建構起來的一種「影像」，至此，第一層模仿直接轉換為第二層模仿，而第一層模仿則還原為「現實」，從而完成了敘事上的一種巧妙轉換，以及一種意想不到的敘事修辭。…

內容提要：20世紀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電影敘事學研究曾一度在全球範圍內興盛一時，但隨著這股熱潮的消退，其研究卻一直處於低迷狀態而未見有任何起色。緣何會造成如此局面？又該如何重新振興電影敘事學的研究？本文從重談模仿說說起，認為在一時難以改變方法論的前提下，重新從「動力學」角度進行探索，或許是一個新的方向。…

5 結語

在了解漢畫像藝術敘事結構的基礎上，介入設計要素的方法與路徑，探討設計的形式、功能、媒介與傳統藝術要素鏈接的可能性。在傳承與創新的融合中，發掘傳統文化價值對設計創新的建構、對美育的社會性滲入以及對當下生活方式的影響。作為民族藝術的漢畫像，其符號的形式與意蘊有待進一步深入挖掘與研究，與現代產品的新形式、新媒介、新功能及審美習慣相結合，用現代設計的語言，重構傳統文化敘事結構，實現傳統與現代的對接。文化的介入以及對西方設計學方法的借鑒，使中國現代設計的發展趨於複雜化與多元化，開拓新的設計方法與研究範式是文創產品設計發展的有效路徑。

參考文獻:

[1] 周慶. 敘事性設計的符號解讀[J]. 南京藝術學院學報(美術與設計), 2020(4):…

什麼是敘事經濟學？為何需要關心敘事經濟學？本文作者就此來探討。文章不長，但需要你細細研讀。

隨著互聯網發達和社交媒體的興起，像是Facebook、Twitter等新形態傳播工具，都使得新聞和傳言的傳播速度更加快速，進而影響人們對社會議題的看法、金融市場的波動甚至影響政治選舉事件。

每個人都喜歡聽故事，然而經濟學家在過去的研究，似乎很少將人們茶余飯後討論的議題放入研究之內，一方面過去的資料取得不易，不容易量化和分析。然而，隨著新型資料和研究方法的演進，經濟學家似乎開始有能力，將人們的言談和文字結合經濟議題結合，來探索新的研究結果。…

二是文學的認知研究與非認知研究的比較。一般的文學原理討論或作品分析不會像認知研究那樣自覺、充分地考慮認知問題，也不會運用認知的理論、觀點和方法進行相關研究。因此，對文學的認知研究與非認知研究進行比較，可以更為清晰地表現出文學認知研究的特點和學術價值。以認知現實主義與現實主義的比較為例，傳統的現實主義觀念多是針對作家和作品而言，很少關注讀者，但提出「認知現實主義」的特羅辛科則認為，不能忽略讀者的認知活動。就「真實」這一命題而言，傳統現實主義主張「真實地描繪事物的現象」，因此會提出這樣的問題：「什麼東西使得一個虛構文本成為現實主義的？」但認知現實主義卻這樣發問：「什麼東西使得這個虛構文本對讀者來說似乎是現實主義的？」在認知現實主義看來，任何虛構性文本因為其虛構性，所以本質上並不是「現實」的，但它卻有可能在讀者的認知中顯得是「現實」的，所謂「現實主義」指的就是這種認知效果。…

之所以對俄國形式主義進行如此較為詳細的描述，一是因為他們的學術思想直到20世紀五六十年代之後才被重新發掘，而此時，則正是「敘事學」這門學科醞釀、初創之期；二是它一經發掘，便迅速與其他各種思潮或主義相結合，並由此開創了敘事學研究的新熱潮，其後的塔爾圖學派、布拉格語言學派、結構主義敘事學，以及大衛·波德維爾開展的新形式主義分析等等，都與此有關。而在俄國形式主義衰落(20世紀20年代末)至敘事學確立(20世紀70年代初)這段時期，就電影敘事研究而論，影響較大的是愛森斯坦所代表的蒙太奇學派和巴贊的電影本體論哲學。蒙太奇學派建立在「沖突論」基礎上的各種組合觀念，以及巴贊所推崇的「完整神話」所由此形成的對於敘事和空間及鏡頭語言的影響，都非常巨大。由於這是電影史上眾所周知的基本事實，在此略述。…

從一些核心期刊目前發表的論文, 已經看到中國研究從國別研究進入主流的前景。例如, 對20世紀中國令人眼花繚亂的政權變更的研究, 使政治學家和歷史學家有機會關注不同政體下的制度變革。近年來新制度學派正在將歐美個案基礎上形成的有效制度假說, 延伸到對為什麽當代許多國家難以形成有效制度、因而績效不佳的回答, 中國豐富的制度變遷歷史、改革開放後波瀾壯闊的制度變革, 為解釋制度變遷與經濟績效的關係提供了絕佳故事。從中國發生的事實與國際主流研究接軌來看, 大量中國研究要破解的問題, 都是主流研究的問題, 如中國的崛起與國際秩序；政治制度與經濟制度的交互影響；制度變遷的邏輯；經濟增長的國際比較, 等等。正如裴宜理所言, “記載下現代中國歷史上的一些關鍵問題的強烈願望, 敦促社會科學家們從事當代中國研究,…

上述誤解的問題在於，只重視材料的類別，而非證明的邏輯。如果說，材料的作用是提供分析證據，那麼，就不應當以材料的類別劃分研究活動的性質，因為不同種類材料的相互印證，有助於結論趨於準確。



對研究工作而言，更重要的是對材料采取的分析邏輯，邏輯才是“系統分析方法”的內核。很多案例分析的水準不夠，不是因為沒有材料，而是因為缺少組織材料的科學研究邏輯。案例分析既可以運用定量材料，也可以運用定性材料，但無論使用什麼材料作為證據，都不應偏離社會科學研究的一般分析邏輯：觀察現象、描述特征、建立界定、比較類型、展示過程、分析影響、探索機制、尋求解釋、達到證明。 …

對在不同種類的知識生產中“講故事”所扮演的角色的共同興趣，確實幫助我們在完全不同的學術研究傳統間建立了新的交叉聯系。從這方面來看，最近幾項由文化研究者們所匯編的關於敘事理論的研究囊括了歷史學家海登·懷特的作品；而相應地，阿倫·蒙斯洛為歷史學家而作的對敘事的介紹，也涉及了“敘事學”中一些新近的著作。[6]“敘事”、“敘事性”這些詞由此促進了學科之間的對話，其價值不可低估。但文學和文化研究領域的敘事學家們對此卻鮮有所聞。[7]相應地，敘事學家們的討論通常情況下都不被歷史學家們所重視，即使是海登·懷特，其關於“元史學”的前沿研究也很少真正涉及敘事研究的領域。盡管“敘事”這個概念似乎為跨學科的實踐提供了參考和新的條件，但實際上“敘事”對於不同的人來說意義是有區別的。…

西方主流社會學研究的實證化趨向與敘事的價值

敘事研究作為一種有鮮明特點的質性研究方法，對於豐富我們的社會學想像力，有著重要的價值。

在歐洲古典社會理論大師那里，本來一直並行著兩個既相互對立，也相互補充的研究路向。但自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開始占據社會學主流地位以來，社會學研究方法越來越實證化，量化方法在西方社會學中運用得遠比定性方法廣泛，其所享有的“科學”地位，似乎也遠在定性方法之上。而質性研究則越來越被排斥到了邊緣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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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討論

語言不是中立的，語言背後總是充斥著交際者的語用意圖（Bakhtin，1981），立場建構恰好能反映語言基於交互主觀性的意義協商（Wang，2019）。由於文本所共建的立場結盟祇會部分達成結盟趨同，並由此引申出不同的立場結盟類型（Agha，2007），而交際者的立場結盟的類型可以反映交際者建構立場的心理認知架構（Agha，2011）。立場結盟的意義與…

3.敘事行為效用

在敘事情境及敘事者效應中，講故事相當於結果，說者、聽眾與組織制度環境因素是原因。但講故事也有獨立的影響，在社會秩序、組織運行和政治動員中，都扮演著重要角色。



符號互動論認為，講故事相當於社會交往（social transactions）和角色互動，參與者共同完成了故事的講述。互動遵循著一定的規則，它們雖未被言明，卻維系著常識社會的運轉，講故事與日常生活相互構建。

例如，組織研究發現，部分組織任務需要通過“講故事”的方式才能達成。通過講故事，職員間交流工作經驗、界定角色責任、學習新技術、解決遇到的問題，講故事扮演著“非正式的培訓”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