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知識體系是人類認識自身的階段性成果，一方面，它是共有、公開、開放和變動的，並非任何一個地區、時段、國家或意識形態的獨有產物；另一方面，它又被人類認識活動處理為命題或原理，它們相互聯系、具有系統性、處於認識階梯中抽象性較高的位置、具有相對廣泛的解釋力，這是我們稱其為“一般”知識的含義。雖然，社會科學很少能闡明所有時空都成立的普適性命題，它們表述的多是特定背景下的條件性命題，但這並不等於說，這些特定背景下的條件性命題，和一般的知識無關，或者根本不用加入一般知識的體系，相反，我們闡述特殊性知識的目的，是試圖發現一種可以加入整體知識體系，屬於其中的一種關係、特征或行為類型。作為類型，研究者所追求的並非是具體的場所和時間，而是在這一條件下可以成立的一般性命題。 

比如研究中國特有的社會組織形態，勢必在一般的組織研究中增添新知識，所以它並非與一般的組織研究無關，並非可以獨立於其他的組織研究之外，相反，它必須使用一般組織研究的系統知識作為參照。這些系統知識，由來自世界各地的知識所組成，是所有學者的工作和貢獻，盡管它們不一定來自於中國，可能看起來暫時與我們無關，但當我們成為研究者隊伍的一員，當我們帶著中國的知識到來時，我們就和他們一道，進入了構造系統知識的大廈。在這個意義上，我們的研究雖然針對特定領域和時空，是相對局部的經驗，但如果問題關切具有一般性，分析邏輯也具有一般性，即具備學術共同體認同的、經由學術共同體（包括我們）多年積累的知識標準，就能將我們的地方性知識匯入一般系統知識，成為積累性成果。

所以，案例研究並非僅僅關心知識的獨特性，它還關心一般性知識的積累，以及特定知識與一般知識的關係。定性（案例）研究的基本思想來自於這樣一個理念：存在一種有特點的社會事件或現象，可以用對照或比較的方法進行研究。比如針對“革命”這種一般的社會現象，可以對照法國、俄羅斯和中國發生的特定革命進行研究。再比如針對中國的“關係”現象，可以在前人有關社會關係結構的系統知識中，找出可對照的命題——不同種類的關係結構，再對照這些命題開展自身的研究，才能發現其不同於對照命題的“特殊性”，從而豐富有關人類社會關係結構的系統知識。 

一些研究者對此有疑問。他們認為，如果可以基於一般性命題對照獨特性研究，那麼我們的認識目標，就成了提供知識體系可接受的命題，而非事實本身。這種疑問假設獨特性就是案例分析的全部目的，而事實上，所謂獨特性知識，是相對於其他知識的獨特，否則“獨特”就很難成立。

正是由於這種相對的關係，高標準的案例分析者從不會忘記，需要對獨特性“之所以獨特”——即它和一般性知識的關係作出說明：“由於現象不同，實證研究的結果不一定適用於社會全體。例如，在A社會或者B社會成立的命題，往往在C社會不一定適用。……可以將其作為特殊性看待。

此無可厚非，但若根據社會科學實證研究的法則，還必須說明為什麼會產生這一特殊性，甚至必須提出解釋性假設加以驗證。理論假設的產生必須和它產生作用的諸種條件聯系起來，例如，對這一理論命題為何在C社會無法成立做出一般性說明。若是如此，則獨特性研究有助於理論的形成，而且研究結果超越了獨特社會領域，具有一般性意義。具有一般性意義的社會科學產品，方能進入知識積累的大廈，從而被學者認真對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