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一些核心期刊目前發表的論文, 已經看到中國研究從國別研究進入主流的前景。例如, 對20世紀中國令人眼花繚亂的政權變更的研究, 使政治學家和歷史學家有機會關注不同政體下的制度變革。近年來新制度學派正在將歐美個案基礎上形成的有效制度假說, 延伸到對為什麽當代許多國家難以形成有效制度、因而績效不佳的回答, 中國豐富的制度變遷歷史、改革開放後波瀾壯闊的制度變革, 為解釋制度變遷與經濟績效的關係提供了絕佳故事。從中國發生的事實與國際主流研究接軌來看, 大量中國研究要破解的問題, 都是主流研究的問題, 如中國的崛起與國際秩序；政治制度與經濟制度的交互影響；制度變遷的邏輯；經濟增長的國際比較, 等等。正如裴宜理所言, “記載下現代中國歷史上的一些關鍵問題的強烈願望, 敦促社會科學家們從事當代中國研究, 他們也為解決世界上其他地方的疑難問題提供了有效的思路。中國研究可能從一個“消費領域”（依靠來自其他國家的研究來獲得分析的洞察力）成長為一個“生產領域”（即有能力產生令一般比較研究者感興趣的原創性分析）。”

（五）方法的重要性。現在中國國內學者與國際的交流已經暢通。一批在海外受過嚴謹訓練的學人紛紛回到國內, 國內學生的學科紀律性大大增強, 各種現代工具已經使不同學科、不同國籍的學者之間第一時間互通, 國內學者可以第一時間掌握國際研究的最新成果和動向。無論在國內還是在海外, 中國學者在一流雜誌發表率上升。但是, 要講好中國故事, 除了跟進國際一流研究, 利用國際通用技術, 現在更需要重拾社會科學的悠久傳統, 對真是世界的探究和準確把握。方法問題非常重要, 哈佛成為中國學研究重鎮, 得益於費正清將中國研究從人文視角的漢學轉向社會科學領域的現當代研究。 

在方法方向問題解決後, 如果沒有一批學人對中國發生的一切的細致入微的觀察, 也不會產生如此多令人信服的成果。如果麥克法夸爾對各類手抄報的梳理, 到中國各家書店報攤去收羅信息, 他就不可能寫出《文化大革命的起源》；裴宜理沒有對農村和城市暴動案例的詳細解析, 她也成不了研究革命的權威；賽奇沒有在中國走鄉竄戶的本領, 他也寫不出關於中國政治與治理的研究。有了這些一手的紮實功夫, 加上與國際研究方法的打通與工具運用, 就能產出進入主流的成果。另一個是跨時間、跨學科的研究。國際上已經進行的跨時間、跨學科的研究進展表明, 這些研究不僅有利於我們理解真實世界的複雜性, 而且有助於改進我們對現今當代中國研究所面臨的最大挑戰的回應, 矯正現有主流研究的假設和政策含義, 對更為廣泛的社會科學事業作出巨大貢獻。

（六）建立核心優勢。我們已經不是在一張白紙上講中國故事, 我們已不是跟少數對中國好奇的人講中國故事。現在無論在國內還是國際, 任何一個論壇和學術研討會, 都有中國問題的討論。現在也不光中國人講, 中國研究也成為許多外國人的領域。如何建立中國研究的核心優勢, 尤為重要。 

在我看來, 要建立講中國故事的核心優勢, 一是必須講出中國的複雜性。中國問題的複雜性讓外國研究者最為棘手, 這種複雜性由悠久的歷史、不一樣的制度結構、地域差異性、意識和文化差異等造成, 必須在對這些複雜性有深刻解析的基礎上, 才能進入簡化和抽象, 進入社會科學研究的主流框架。二是必須講明白中國的獨特性。在西方人眼中, 中國就是獨特的, 所謂獨特, 就是和他們不一樣。但是, 這種對獨特性的理解, 導致對中國研究的簡單排斥或留給中國國別學者處理。對中國獨特性的分析, 必須在比較視野下, 找出中國自身的具體制度結構與制度安排的獨特性, 分析其演進的獨特邏輯, 矯正基於西方經典國家路徑的簡化結論, 這樣才能打通東西, 融合國別經驗, 才有望找到人類許多問題的解。（收藏自愛思想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