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討論

語言不是中立的，語言背後總是充斥著交際者的語用意圖（Bakhtin，1981），立場建構恰好能反映語言基於交互主觀性的意義協商（Wang，2019）。由於文本所共建的立場結盟祇會部分達成結盟趨同，並由此引申出不同的立場結盟類型（Agha，2007），而交際者的立場結盟的類型可以反映交際者建構立場的心理認知架構（Agha，2011）。立場結盟的意義與Goffman（1959）提出的互動交際中自我呈現概念密切相關，立場結盟的建構，通常需要考慮交際對象及他者的觀感。祇有準確識別交際主體的語用意圖才能進而判定交際主體的結盟趨同或結盟趨異行為。同時，話語的最初刺激是說話人的意圖（沈家煊，1988），語言使用是受規則制約的有意圖行為（Searle，1969）。中方貿易話語的初衷是消除貿易分歧，恢復正常的經貿關係，因此要識別貿易話語中顯性趨異結盟而實為隱性趨同結盟的部分。

通常情況下，從西方學界的語用機制看，一般認為交際主體一方基於交互主觀性對另一方的對立立場行為進行消極評價就形成了結盟趨異（Wang，2019），對另一方立場的積極評判就形成了結盟趨同。從語義上看，道義立場的言語行為包含一些經典文字，在體現民族自信的同時也可能會因為文化的異質因素讓美國和其他國家的讀者感到不解。從句式看，道義立場的言語行為，有一部分主句之外還附帶條件小句和原因闡釋等，降低言語行為的施為性，體現中國政府希望和平化解矛盾的語用意識。道義失範會導致體系變遷，如周朝滅亡（王日華，2009），白皮書文本道義立場的主位視角能否得到美國的認可和接受是道義立場建構是否成功的衡量標準之一，應考慮到兩國的立場定位不同、文化歷史不同、話語權地位不同等諸多因素，降低主、客位解讀的差異。

此外，立場建構本身就反映了立場所預設的社會文化價值體系（Du Bois，2007）以及其所蘊含的社會價值、信念、類別（Haddington，2004）。中國在道義立場，以主位視角和文化價值對美國違背多層道義規約的行為發出批評、指責以及禁止、威脅等不禮貌言語行為，分別違背了美國的「積極面子」和「消極面子」（Brown & Levinson，1987），但在中方政府看來其本質是為了建構、維持2011年《中美聯合聲明》中互相尊重、互利共贏的合作夥伴關係。親密關係的主體通常能默認並允許彼此之間存在一定程度的分歧，在友好夥伴關係或親密關係中交際主體相對容易並接受來自對方的否定、批評等消極言語行為，但祇有當交際主體雙方都認為彼此之間的關係確實足夠親密的時候才能接納來自對方的批判（Svennevig，1999）。顯然，在中美貿易糾紛持續的現階段，美國並沒有將中國視為親密夥伴，中方隱性立場結盟話語難以被認同和接受。實現語用目的的關鍵在於讓美國理解並認同中國的道義取向，引導美方正確解讀中方政府強勢話語的「慣習」（Bourdieu，1977）。

五、結論

語言是一個與世界相對照的符號系統，用於「刻畫」世界，傳遞真實世界的相關信息，提供有關真偽的命題內容（Austin，1962）。本文通過梳理學界對立場分析框架的基礎上提出國家立場及國家道義立場之元語用分析框架，從定位、評判和結盟三個維度探討貿易糾紛話語的道義立場建構，發現中國道義立場建構的身份視點和評判的道義規約具有濃厚中國文化特質。因此，如何讓美國或其他受眾能正確解讀貿易糾紛話語背後所蘊含的跨文化元語用意識是建構國家立場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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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思想 2022-04-10 本文作者：張屹，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助理研究員，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