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文學的認知研究與非認知研究的比較。一般的文學原理討論或作品分析不會像認知研究那樣自覺、充分地考慮認知問題，也不會運用認知的理論、觀點和方法進行相關研究。因此，對文學的認知研究與非認知研究進行比較，可以更為清晰地表現出文學認知研究的特點和學術價值。以認知現實主義與現實主義的比較為例，傳統的現實主義觀念多是針對作家和作品而言，很少關注讀者，但提出「認知現實主義」的特羅辛科則認為，不能忽略讀者的認知活動。就「真實」這一命題而言，傳統現實主義主張「真實地描繪事物的現象」，因此會提出這樣的問題：「什麼東西使得一個虛構文本成為現實主義的？」但認知現實主義卻這樣發問：「什麼東西使得這個虛構文本對讀者來說似乎是現實主義的？」在認知現實主義看來，任何虛構性文本因為其虛構性，所以本質上並不是「現實」的，但它卻有可能在讀者的認知中顯得是「現實」的，所謂「現實主義」指的就是這種認知效果。

三是對比較研究的對象進行認知分析，即在具體的比較研究中運用認知科學相關理論和觀點對研究對象進行分析討論，從認知的角度挖掘文學作品潛在的藝術特征。例如，一般認為，奧斯丁不太在意環境的呈現，那麼將她與其他差不多同時代的英國作家尤其是女作家進行對比（這還不是認知的研究），並且從認知的角度（或是認知分析，或是認知實驗和實證）進行對比分析，這就是比較認知研究了。經過認知對比研究發現，奧斯丁只是沒有刻意呈現宏觀環境和物理空間，但她非常在意社會空間，因為她關注的主要是人物而不是行動，人物的對話成為作品的核心要素。從認知角度看，大量的對話描寫首先有助於營造真實可信的場景和塑造鮮活的人物形象。由於環境細節極少，讀者不得不根據各種線索努力建構故事情境，不得不沈浸於人物間展開的對話中，由此，人物對話便將讀者引向社會空間。這里的認知分析和實驗方法是從認知心理學研究中得到的啟發和借鑒，顯然它可以使研究更可信、更深入。

四是不同文化/文明間文學的認知比較。在比較文學的研究把握了不同文化/文明間文學現象或形式的不同特征基礎上，還可更進一步探究其認知層面的成因（即與生物、生理、環境、進化等因素密切相關的因素）。這就將比較文學研究推向了深入。比如，美國認知文學研究學者霍根在《情感敘事學：故事的情緒結構》中認為，存在著三個普遍的敘事原型：犧牲、英雄主義和浪漫愛情。但這些原型只能說是西方敘事文學的原型，它們對於中國文學尤其是中國古典文學來說未必適用，至少不是典型代表。而比較認知詩學可對中國文學作品進行爬梳，尋找它的敘事原型，然後從文化認知和進化及文學發展演變的角度將其與他國文學進行認知對比，還可輔以實驗與調查，考察中國讀者的審美傾向與偏好，從而為研究文學普遍性和文化特殊性命題提供第一手材料。

在認知詩學領域，中外之間的差距較小，中國學者的研究具有自身特點，比較認知詩學則可進一步完善理論建構，強化研究特色，逐步形成相對優勢。這既有利於中國認知詩學研究融入世界認知詩學、比較文學和世界主義詩學研究中，推進中外學者平等對話，同時也有利於促進中國的文學和文化研究深入發展，更好地服務國家文化建設。

（本文系四川外國語大學認知詩學科研創新團隊項目（SISUTZD201901）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四川外國語大學外國語文研究中心；江蘇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辦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