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於這兩方面的考慮，本文在梳理中西方文獻的基礎上，進一步剖析敘事研究涉及的關鍵概念，歸納出敘事社會學主要的研究進路，並結合相關研究主題，剖析其在研究方法上的特點。最後，本文嘗試在中國故事這一語境下，指出整合多元研究進路的必要性，並對整合的可能性與方向進行展望。 

二、從邊緣到中心

盡管自亞里士多德起，故事就已經成為一個議題，但在相當長的時期內，敘事研究並無合法性可言。1935年貝恩（Read Bain）在《美國社會學雜誌》中提出：敘事研究對於社會學而言並無價值。在他看來，“社會學中可以超越常識的知識，在本質上都是統計……如果研究者仍把重點放在故事與文本上，那麽社會學則永遠只能稱為一門劣等學科……敘事分析等同於‘一鍋大雜燴’，裝滿雜亂無章的文字、隨意的觀察、複雜的邏輯和站不住腳的猜測”（Bain， 1935: 486）。而且，貝恩遠非一個特例。在他所處的20世紀30-40年代，定量研究如日中天，敘事常常被看作模糊的、不準確的、任意性的材料，是“軟數據”，與之相對的統計數字則是“硬數據”。後者被認為更能揭示深層次的社會結構，因為“結構”意味著不變的規律和邏輯，而文化和故事都是社會結構的衍生品。結構的穩定性與數據和模型代表的“客觀性”相映生輝，卻與故事的流變性相互矛盾。

20世紀60年代的“敘事轉向”（narrative turn）逐漸扭轉了這一趨勢。敘事轉向繼承了“語言學轉向”（linguistic turn）中的建構主義視角，強調語言的地位和作用，認為事實（reality）是符號和語言的建構物，經驗世界亦是語言的社會產物，而非外生的客觀存在（Spiegel， 2005; Berge & Luckman， 1967）。作為最擅長敘事的學科，文學和歷史學率先發生轉變。在文學領域，結構主義和語言學分析方法長驅直入，將文學批評的關注點，由作品外部因素轉移到文本內部，從關注“意義是什麽”轉為關注“意義生產的詞句結構”。正如巴爾特所說，敘事是由結構語言、圖像、姿態等要素，以井然有序的混合方法構成的產物，洞察這一產物的方法，就是解剖這些要素間的關係，發現敘事的深層結構，探明敘事的語言系統（馮壽農，2003）。

在歷史學領域，海登·懷特（Hayden White）等人提出，歷史著作本質上是一種再現過去的敘事形式，與文學有異曲同工之妙，而歷史學家和文學家一樣，是用特定情節模式與語言策略講述故事的人，因此，歷史哲學應關注作品的呈現，即歷史敘事的文本層面。這種敘事主義的歷史哲學，推動了歷史學在理論取向上的大轉型（White， 1987;彭剛，2006）。

在社會學領域，敘事材料的使用遠遠先於敘事材料的分析。前者可以追溯到20世紀20-30年代的芝加哥學派，《身處歐美的波蘭農民》是這一時期的典範。托馬斯和茲南尼基收集波蘭移民的信件和自傳，將這些移民自己講述的生活故事，作為重要的生命記錄（life record），來呈現波蘭農民的生存處境（Thomas & Znaniecki，1927）。但這類研究卻很難稱為社會學的敘事分析。敘事至多被當成一種事實性資源，或是一種文獻資料，其本身並未成為一個獨立的研究對象。

直至20世紀80年代，敘事才從單純的材料，變為社會理論與方法創新的生發點。阿伯特指出，在“變量範式”（variable paradigm）下，敘事長久以來都充當著輔證（justify）變量關係的次要角色，但具有“革命性”的嘗試，是將敘事作為社會學方法論的基礎，以此展開過程和故事分析。在他看來，“敘事方法論恰恰是對社會學長期忽視過程的有力回應”（Abbott， 1992: 429）。梅恩斯則表示，社會學關注的現象大部分，都由各層次的故事所建構，社會學家本身也是講述者，敘事社會學（narrative sociology）的發展契機已經來臨（Maines，1993: 32）。

無論事實是否如阿伯特或梅恩斯這般樂觀，不可否認的是敘事已經深入社會學在認識論、方法論和研究方法的各個層次。當社會學家談及敘事時，至少出現了四種指涉：“作為社會理論節點的敘事概念”、“作為研究方法的敘事分析”、“作為質性材料的行動者的敘述內容”和“作為研究結果呈現方式的學術作品”。第三種基本可以歸入訪談和口述史等質性研究方法範疇，第四種則承接了人類學對“觀察與再現形式之張力”的興趣，已有大量後現代風格的批判民族誌進行論述（Clifford & Marcus， 1986; Bruner，1986），故本文將聚焦於前兩種。

原題〈故事與講故事：敘事社會學何以可能——兼談如何講述中國故事〉
*作者單位：廈門大學社會學系
（原文載於《社會學研究》201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