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上路, 車輛就要取得最大的方便。這種心態在機車騎士身上尤其嚴重。他們認為只有一種情況可以限制他們——摩托車騎不到的地方不能去, 其他限制都不接受。不接受單行道的限制、不接受停車限制, 尤其不接受路權分配的限制。把對於道路使用看作權利, 當然就無法理解、無法接受：自己對於道路的使用只擁有部分、有限的特權, 在如此有限範圍之外, 在正當正常的使用方式之外, 自己並不具備多出來的權利。

這里還牽涉各種不同特權的分配安排。在道路上, 其實最可憐、最委屈的是走路的人, 他們不能自由地使用車道, 只能在特定的路口、在橫越的需要考慮下, 部分地使用車道。正因為他們被剝奪得這麽厲害, 相對地在行人少數使用道路時, 他們應該擁有較完整的路權。汽車和機車, 都是道路特權。兩種特權必然會有重疊甚至衝突的地方, 先是協調這兩種特權就必須有所安排, 這些地方限制這個、那些地方限制那個, 不然道路勢必無法適度發揮作用,…

"在路上開車, 是一種特權。"

乍聽這樣的說法, 很多人會覺得莫名其妙、不以為然吧！開車跟特權扯得上什麽關係？特權不都是有錢有勢的人才能享有的, 那麽多人在開車, 怎麽可能是特權？

這句話不是我說的。很長一段時間, 全美國每一所監理站, 都在進門最醒目的地方, 掛著這樣一句標語, 英語原文是"Driving is a privilege"。Privilege除了"特權"之外, 我實在不曉得還可以怎麽翻譯。而且美國汽車監理站高掛這樣的標語, 用意就是反復提醒駕駛人, 開車不是"權利"（right）。

權利和特權有什麽不一樣？權利是大家都有的, 特權不是。特權只屬於部分的人, 因為特殊理由才能擁有。投票是權利, 因而除非有特殊理由,…

佐佐木八郎是個東京大學的文科生。他留下來的日記手劄顯示, 在他生命的最後一年, 他讀了馬克思、恩格斯、叔本華、邊沁、穆勒、羅素、柏拉圖、費希特、卡萊爾、托爾斯泰、羅曼·羅蘭、雷馬克、韋伯、契訶夫、王爾德、托馬斯·曼、歌德、莎士比亞、川端康成和夏目漱石的書。他真是個用功的學生, 而且深深浸淫在西方哲學與文化的傳統里。

時值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再往前追溯一點, 佐佐木八郎在日記里也透露了他對戰爭的看法, 他不反對戰爭, 但堅決反對軍方發動戰爭的理由。他不信"大東亞共榮圈"那一套, 他認為戰爭的合法性, 只能建立在摧毀邪惡的資本主義結構、結束人與人之間的剝削迫害關係, 實踐公平與正義。所以他支持日本對"邪惡資本主義控制者"的美國、英國作戰, 卻堅決反對日本軍方在中國的侵略行為。

 …

尼赫魯接下印度建國重任, 明確訂定了三條基本路線。第一是印度必須高度世俗化, 也就是去宗教化, 畢竟即使分裂後的印度境內, 都還有幾千萬伊斯蘭教徒, 而且印度教也不是可以定於一尊的一種宗教, 印度禁不起一次次宗教衝突的撕裂。

尼赫魯的第二條路線, 是"不結盟"。印度受夠外國, 尤其西方帝國主義的擺弄了, 要避免再成為國際競逐的"牌", 印度必須也只能和其他國家都保持等距關係。

還有第三條路線, 那就是用國家社會主義手段, 振興印度經濟, 解決印度低度發展與貧窮的問題。

這三條路線, 既是理想, 又是現實規劃。尼赫魯的遠見, 當然是正確的。

50年代,…

"在像印度這樣低度發展國家中, 要為窮人服務, 只能靠政治權力。為了幫助窮人, 你得一直掌握著權力, 如果在掌握權力的過程中, 你變得富有了, 那只是意外。所以邏輯上, 既然你所作所為都是為了窮苦百姓, 那麽用任何手段取得權力都是合理的。"

這是印度前總理納拉辛哈·勞在他的書《局內人》里的一段話, 形容印度國家處境最嚴重、最麻煩的問題。

在有眾多窮人的國度里, 就會有眾多要為窮人代言、為窮人爭取福利的人。他們滿腔熱血、義憤填膺, 不能忍受社會上存在著明顯的不公平、不正義, 他們立志要改變這樣的世界。

然而世界畢竟不是誰想改, 就可以改得了的。改變世界必須要有工具, 在錯誤與挫折中沖沖撞撞, 想要改變世界的人,…

把所有數據比對後, 莫斯考維茲找出的不是一種最好的醬料滋味, 而是三種。消費者對"一般"、"辣味"和"濃汁"的醬料各有清楚的偏好模式。把做辣味的配方拿去做一般醬料, 得不到好結果。把大家喜歡的一般醬料口味調成濃汁, 也不會成功。消費者沒有單一意大利面醬汁的共同愛好, 但分開三類, 就發現他們的共同口味傾向了。

正因為莫斯考維茲沒有掉入原來的市調模式里, 去找"最受歡迎的一種意大利面醬", 所以才得到了對康寶公司最有幫助的訊息。市場上早有一般醬料、辣味醬料, 康寶在這上面精進改良, 仍需花大筆廣告預算跟對手展開肉搏, 然而相對地, 沒有別家公司出過"濃汁"型的醬料。也就是在醬料里加了很多看得到、吃得到的肉和菜, 消費者顯然對這樣的東西充滿興趣。

有肉有菜的"濃汁", 還算是醬料嗎？如果拘泥於醬料的分類,…

1970年代, 沒有熱量的化學"代糖"通過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嚴格檢驗, 正式上市, 立刻引發"減肥飲料"的大熱潮。百事可樂搶搭"減肥飲料"列車, 積極研發運用代糖的新種可樂。

依照過去的生產經驗, 百事可樂公司有很科學的數據, 如果甜度低於8%, 消費者一定覺得不夠甜, 但相反如果甜度高於12%, 消費者一定覺得太甜。然而, 在8%到12%的幅度間, 哪一個比例會是最好的？那就要經過反復市調來決定了。

百事可樂公司聘雇了很有經驗的專門做食品市調的公司。他們駕輕就熟, 調配出各種不同甜度的試驗品, 然後找了幾百個人來試喝, 看他們最喜歡哪一個。他們相信, 只要累積夠多的試喝答案, 配合這些人的背景資料, 就能夠找出新可樂應該針對怎樣的消費群, 用什麽樣的甜度來生產。…

為什麽要登王敬軒的來信, 然後再讓劉半農把他臭罵一頓？王敬軒那麽沒道理, 不登不理豈不更好？這問題的答案牽涉一項只有《新青年》同仁明白的秘密——王敬軒這個人根本不存在！王敬軒的投書, 其實是《新青年》另一位同仁錢玄同的傑作。王敬軒等於是《新青年》自己紮起來的一個稻草人, 然後大家再對著稻草人大打特打, 錢玄同也署名寫了一篇《駁王敬軒君信之反動》！

劉半農為什麽對王敬軒那麽刻薄惡毒、大打特打毫不留情？因為他知道王敬軒不是個真人, 只是反對新文學態度的抽象代表, 所以對他沒有一點對真人、正常人的尊重, 而且劉半農知道不管罵得再兇再狠, "王敬軒"都不會生氣, 也都不能拿劉半農怎麽樣。

這不只是二十歲左右青年們心血來潮的惡作劇, 更重要的動機, 是要借由這種手法, 挑激起人家對《新青年》和"文學革命"的注意。那個時代的革命青年清楚明白,…

《新青年》雜誌是"五四運動"的先驅, "五四運動"發生前兩年, 就有了陳獨秀主編的《新青年》, 開始提倡"新文學"。

《新靑年》第四卷第三號, 刊登了一篇署名王敬軒的讀者來信, 對"文學革命"不客氣地表示了不以為然的意見。同一期也刊出了《新青年》同仁劉半農的《答王敬軒書》。劉半農的答書, 一開始就說："記者等自從提倡新文學以來, 頗以不能聽見反抗的言論為憾, 現在居然與你老先生'出馬', 這也是極應歡迎, 極應感謝的。"

不過這第一段"歡迎"、"感謝"之後, 劉半農接著對王敬軒發動了猛烈的攻擊, 道理上的討論少, 將人家視為舊勢力腐敗代表, 而施加冷嘲熱諷的人身批評多, 口氣刻薄、用詞毒辣。

隨後幾期雜誌中, 多人對劉半農"答書"的風格,…

熟知美國法學或新聞學的人, 都知道像韓德森這樣的記者, 像第多斯這樣的案子汗牛充棟。這不是電影、不是戲, 是記者的真實人生。

我們社會近乎瘋狂地沈迷於對犯罪新聞的報道與消費, 所謂"社會新聞"更被視為是收視率的保證、激動人心的秘訣, 可是那種"社會新聞"有一點點超越一般人視聽範圍之外的東西嗎？我們有從這些多到淹死人的"社會新聞"里得到可以引發"正義效應"的事實與真相嗎？

我們那些迷信"社會新聞"的"長官"們, 顯然不了解、顯然忽略了, 真正能激動人心的新聞, 不是血腥色情的新聞, 而是穿破了掩飾、透視了假面的真正"內幕"。我們的新聞習慣里, 長期濫用了"內幕"這兩個字。我們媒體上充斥許多號稱"內幕"的東西, 其實都是皮毛的"外幕", 真正的"內幕", 必須是真實的, 必須是和一般人以為、預期的不同,…

威權體制的崩潰, 新聞媒體與新聞記者, 卻陰錯陽差地沒有隨之喪失他們的力量。新聞記錄了威權被挑戰被拆解的過程, 並且進而調整了自己的位置, 站到了打倒威權呼聲的這一面來。

然而也正因為變化來得太快, 新聞媒體調整了位置, 卻顯然來不及改變性格。於是產生了這十年來, 新聞媒體與新聞記者權力角色上的高度曖昧性, 他們依然在社會上保持著相當高的權力地位, 依然是社會上能見度最高的一群人, 可是他們憑什麽據有如此權力地位的理由, 卻遲遲沒有厘清, 他們應該使用這份權力來做什麽的終極目的倫理, 更是遲遲沒有建立。

當面對壓力面對困難時, 記者們和一般人有一樣的弱點、一樣的恐懼, 其實就還原成為了一般人, 然而我們真的要問：如果記者就是一般人, 那憑什麽我們要給他們多於一般人的權力呢？在民主社會, 在大家應該平等的架構下, 記者得到的多出來的權力,…

有一個這樣的笑話, 不曉得你聽過沒有？

笑話里說一輛采訪車因為紅燈右轉, 一轉過來就被埋伏在路邊的警察攔下來了。車窗降下, 記者探出頭, 作好帶點客氣又帶點傲慢再加點著急的表情對警察說："對不起, 我們急著去采訪新聞。"警察也用帶點客氣帶點傲慢再加點促狹的表情回答說說："沒問題, 沒問題, 我罰單會寫快一點。"

這為什麽會是個笑話？因為故事里的記者本來以為只要亮出記者招牌, 只要祭出采訪的大帽子, 這張小小的罰單就可以免了。這是我們的記者長期以來習慣享受的特權。

讓我們承認一件重要的前提, 記者是特權分子, 就像笑話里的另一方——警察一樣的。而且不只是在臺灣記者擁有許多別人沒有的特權, 其實幾乎是所有的社會,…

說這段話的，是美國廣播網的政治組組長哈爾普林（Mark Halperin）。他很了解什麽是今天的獨家新聞，也更明白今天獨家新聞碰到的問題。哈爾普林是個“信息狂”，每天夜以繼日整理消化美國政治訊息，他負責編寫的“每日筆記”，是新聞同業及政治領袖每天必讀的材料，追讀“每日筆記”，才不至於在政治消息上落伍。可是就連哈爾普林都跑不出獨家新聞了，因為今天的新聞業者失去了“水門案”當年的那種職業原則與職業自尊。

那年頭看到伍華德和伯恩斯坦的獨家突破，同行們想的是如何加緊努力，搶在他們前面揭破“水門案”內幕，如果無法最早最深入報道這條關鍵新聞，那就是輸了，只能認輸。今天的新聞工作者不會認輸，他們有各種招數讓自己不輸。…

兩位《華盛頓郵報》地方版的年輕記者，加上一位神秘的消息來源“深喉嚨”，結果掀開了“水門案”，最終逼使那個時代全世界最有權力的人——美國總統尼克松不得不倉皇辭職下臺。這是政治史上的關鍵事件，更是新聞史上的經典。“水門事件”示範了新聞記者作為“無冕之王”的巨大力量，以及“第四權”可以對其他三權發揮監督作用的極致。還有，示範了新聞記者的勇氣、風骨與專業倫理。不只是最後將總統掀下臺的結果長期讓人津津樂道，在過程中記者的作為與選擇，也反復被拿出來討論。

雖然擁有“深喉嚨”這樣的超級網民，伍華德（Bob Woodward）跑新聞可一點都不輕鬆。“深喉嚨”從來不主動提供消息、數據給伍華德。而是當伍華德和他的夥伴卡爾·伯恩斯坦（Carl…

根據里根身邊幕僚、官員的回憶記錄，我們了解：那表定的十五分鐘，正是操作重點。十五分鐘，一來讓人家覺得兩大巨頭本來就不會有太多話好降低人家的預期；二來為了制造後來實際會談長度的戲劇性倍數效果。里根早就打定主意、做好計劃，即運用其口才，想盡辦法拖長時間。看來戈爾巴喬夫也有心理準備，半推半就配合演出，兩個世界上最有權力的人真正的任務，就是在會談中言不及義，悠閑地耗掉別人以為意義重大的一個多小時。

一旦拖成了一個多小時，也就自然意義重大了。里根幕僚們早算到媒體會以平常里根的作息習慣為比對基礎，一定會對十五分鐘拉長為一個多小時，大做文章。媒體大做文章，媒體自己產生的多種猜測，就為原本空洞的會談填充內容了。…

1985年11月19日，當時的美國總統里根和當時的蘇聯總書記戈爾巴喬夫，在日內瓦附近進行了一場歷史性的高峰會談。那是冷戰時期，戈爾巴喬夫才上臺不久，還沒有大張旗鼓進行黨內改革，而且離柏林圍墻倒塌還有四年的時間。兩強首領會議，何其難得、何其重要！

這種高峰會談一定要先經過許多幕僚作業準備。然後兩人有公開的交談，最後才進行閉門會議。原來排定讓兩人在沒有任何媒體，也沒有其他官員、助理在場，真正單獨談話的時間是十五分鐘。兩人進去了，會議室門關了，十五分鐘過去了，三十分鐘過去了，一個小時過去了，一直到一個多小時後，門才又再度打開。

里根和戈爾巴喬夫走出來，記者蜂擁而上，當然問他們花那麽久時間到底講了什麽，戈爾巴喬夫還來不及回答，里根搶先說了："時差問題。"…

當我分析、批評在臺灣的都市環境中，因為摩托車太多、太方便，以致捷運系統的利用率偏低時，有人就理所當然反應：“楊照一定是開車的，所以就打壓摩托車族。”當我反對以民意來決定要不要廢除死刑時，也就會有人到我的部落格留言說：“哪一天當你是受害人時，看你會怎樣說？”

唉，臺灣這個社會一個根本的“理盲”，就反映在這樣的意見里。他們不相信、不接受有而且應該有不受個人自我利益影響的公共意見，堅持假設：一個人的主張，一定是對應於自我利益的。思考、討論公共議題時，如果只能從自己的利益出發，反對所有會傷害自我利益的意見，而且把別人的意見都看做是自私自利的反映，老實說，公共議題就失去了公共性，理性討論、厘清是非的公共領域也就消失了。…

“我首先研究人：我相信，在無限參差駁雜的法律和風俗中，人不是單純地跟著幻想走的。”

“我建立了一些原則。我看見了：個別的情況是服從這些原則的，仿佛是由原則引申而出的，所有各國歷史都不過是由這些原則而來的結果；每一個個別的法律都和另一個法律聯系著，或是依賴於一個更具有一般性的法律。……有許多真理是只有在看到它們和其他真理之間的聯系才能被覺察出來的。我們愈思考到細節，便會愈感覺到這些原則的確實性。”

這是孟德斯鳩名著《論法的精神》（The Spirit of the Laws，嚴復譯為《法意》）序言中一段關於著作旨意的陳述。…

前任教宗約翰·保羅二世，外表看起來如此莊嚴，其實內在是個富幽默感的人。主持戶外大型彌撒時，群眾熱烈鼓掌叫好，打斷了他的話，等鬧聲終於歇止，教宗說：“我還蠻喜歡你們的掌聲，讓我可以休息喘口氣。”要離開現場時，天空下起雨來，教宗說：“我幾乎忍不住要說，這真是個好地方，看到教宗要走了，天空都會流淚難過。但，不對，這種解釋是爛神學。好的神學解釋應該是，雨是上帝仁慈與關切的象征。”

這兩項幽默言語，都是保羅二世訪問古巴時說的。說這兩句幽默言詞時，古巴革命領袖卡斯特羅都在教宗身邊。

那是1998年1月的事。經過長久努力，卡斯特羅終於邀到教宗訪問古巴。蘇聯解體、中國改革開放後，古巴是極少數極少數仍然堅持共產黨革命專政與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國家，還因為這樣，遭到美國長期禁運經濟抵制。…

以色列作家奧茲（Amos Oz）小時候曾經是一個堅定的國家主義者。他的家從東歐搬到巴勒斯坦，在那里親歷了以色列建國的過程。

英國對於中東地區的控制，在兩次世界大戰間，就已大幅削弱。奧茲和當時其他以色列少年一樣，瘋狂崇拜激進的猶太復國主義，他們訴諸暗殺行為來傳遞最強烈的訊息。

在1944年耶路撒冷大衛王飯店，由後來當過以色列總理的貝京（Menahem Begin）領導的組織，一口氣炸死了超過八十個人，其中有他們痛恨的美國人，此外卻也有無辜的阿拉伯人和猶太人。另外在開羅，英國戰爭部部長被暗殺身亡。英國判以色列復國運動的恐怖分子絞刑，貝京他們就抓了英國軍官把他們吊死，以為報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