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年過世的法國哲學家德里達曾經出版過一本題名為《博愛政治學》的書，這個書名很難貼切地翻譯成中文，只好多費點篇幅解釋一下。

德里達要處理的，是法國大革命最響亮的三個訴求中的一項。我們一般在歷史書中將之翻譯為"自由、平等、博愛"。"博愛"一詞對應的法文原義是兄弟手足情感的意思，換句話說，大革命熱情地追求讓所有人都能去除人際藩籬，所有人像兄弟一般，不只和平相處，而且真誠相愛。

作為一個理想，這有什麽不好？好極了，如果一個社會，大家都能如同家人般相親相愛，那不就是人間天堂了嗎？

可是德里達卻對這樣一個高蹈且高貴的理想，感到惴惴不安。他在《博愛政治學》書中，追溯西方哲學歷程，追到了一個根深蒂固的思想模式，那就是西方哲學一貫致力於要將個人解釋為完整、和諧的存在。

西方哲學的努力及其最大的成就，正在於以思考來解決人存在上種種異質、甚至矛盾的成分。哲學解釋世界，而在出發去解釋世界之前，要先解釋自己。在西方哲學的傳統架構中，我們要先找到一個完整、和諧、一致的自我作為主體，才能以此主體為基礎，去認識、理解外在世界。

德里達在這樣的思想前提中，看到了麻煩。人先想象自己是和諧、一致，人建構了自己的身份(identity，也就是"認同"，使一切同一的意思），就很容易以這樣的想象形象對待外界，要求我們所處的世界。

於是我們對世界的愛，其實只能是對自己的愛。在德里里達看來，法文中的那一詞當然不是"博愛"，而是"狹愛"，我們要愛這個世界，先得想象整個世界消除了差異，每個人都跟我一樣，至少跟我的家人一樣。

法國大革命宣揚"博愛"，可是這個"博愛"其實是有嚴格限制的。要為我所愛，先得要變得和我相似，和我的家人相似。

以家人兄弟來當愛的標準，反過來看，也就將與我不相似的異質成分排除在外。我們理直氣壯地，一方面愛與自己相似的人，一方面激烈地將與自己不一樣的人，排除在愛的範圍之外，甚至推到"恨"上去。

德里達要指出的是："博愛"這個理想，落在事實上，非但不是讓每個人都自然地變成兄弟，反而是讓每個人都霸道地要求別人變成自己的兄弟，對於與自己不同，不能成為兄弟的人，就公然歧視、殘暴對待。這才能解釋為什麽法國大革命不是一場愛的喜劇，卻成了血腥屠殺的大悲劇。

這也解釋德裏達眼中看到的西方政治最大的問題——"不寬容"。這又何嘗不能拿來解釋臺灣今日政治上最大的問題呢？

我們沒有經歷西方哲學的思考，可是我們卻展現了那麽相似於德里達警告的現象。"認同"問題在臺灣如此嚴重，因為許多人將"認同"無限上綱。他們想象的"認同"，其實不只是選擇歸屬於一個國家，願意和一個社會同甘共苦，而是要別人都跟他們一模一樣。跟他們有一樣的政治立場，喜歡一樣的人、討厭一樣的東西，為同樣的歷史事件悲憤痛哭。

這樣的"認同"太沈重了，沈重到"認同"反而制造了分裂。當"認同"升高至每個人都得像家人一樣，霸道地要泯除一切差異時，"認同"就不再是愛的出發點，而成了"恨"的溫床。

這個時候，讓人格外珍惜與西方哲學走在不同道路的佛家哲學。尤其是佛教破除"我執"的概念。"我"根本就只是許多相異因緣的湊合，哪有什麽本性？沒有本性就是沒有本質，如果連"我"都沒有本質，都是一團雜質，換個角度看，一團雜質都能形構成"我"，那我們有什麽道理，有什麽必要去追求社會應該是同質、一致的呢？

不從一個本質性的自我出發，而從具有高度偶然性的因緣去理解社會與世界，我們不就能開闊安然地接受別人的異質性，在最大的異質中都還能創造出真愛？

愛兄弟、愛家人、不會是"博愛"；只有愛和自己完全不同的人，甚至自己不能理解的人，我們才真心進入"博愛"，也才有辦法、有資格組合一個和諧、安樂的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