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分析、批評在臺灣的都市環境中，因為摩托車太多、太方便，以致捷運系統的利用率偏低時，有人就理所當然反應：“楊照一定是開車的，所以就打壓摩托車族。”當我反對以民意來決定要不要廢除死刑時，也就會有人到我的部落格留言說：“哪一天當你是受害人時，看你會怎樣說？”

唉，臺灣這個社會一個根本的“理盲”，就反映在這樣的意見里。他們不相信、不接受有而且應該有不受個人自我利益影響的公共意見，堅持假設：一個人的主張，一定是對應於自我利益的。思考、討論公共議題時，如果只能從自己的利益出發，反對所有會傷害自我利益的意見，而且把別人的意見都看做是自私自利的反映，老實說，公共議題就失去了公共性，理性討論、厘清是非的公共領域也就消失了。

今天即使我騎摩托車，我還是會主張摩托車太多了，應該讓摩托車不要那麽方便，摩托車享有的許多方便（例如到處可以停車）是建立在社會外部成本上的；我還是會主張應該要讓摩托車的方便程度低於大眾公共運輸系統才是合理的。事實上，正因為我如此主張、如此相信，所以我不騎摩托車，我會去搭公交車、搭捷運。

如果我是個犯罪的受害者，我還是一樣主張不能由受害者的感受，來決定犯罪者應該得到的懲罰。人類文明的發展會逐步將懲罰的權利——先是執行懲罰的權利，接著是決定懲罰的權利——一步步從受害者、受害者家屬手中取走，是有其基本道理的。因為滿足受害者情緒，不只不切實際，而且會產生恐怖的後效。

德國納粹屠殺了六百萬個猶太人，在這過程中，有許多德國人參與其中，有更多德國人支持贊成，幾乎其他所有的德國人都袖手旁觀、沒有反對，這是個可怕的事實，更是個可怕的罪行。二次大戰結束，德國戰敗，屠殺猶太人的罪行暴露出來，而且還有些幸存的猶太人可以對罪行歷歷指證。依照德國罪行之嚴重，幸而逃過魔掌活命的猶太人，難道會願意和這樣的兇手一起生存在世界上？他們難道不會心存余悸，害怕、相信：只要德國人還在，猶太人就無法好好活著？猶太人之中有些人深信必須血債血償，不能忍受德國繼續存在，應該也是可以理解的吧？可是從頭到尾有權利決定戰後處置的各方勢力，都沒有將“毀滅德國”納入可能辦法中考慮過。被害的猶太人不想毀滅德國嗎？他們沒有權利要求毀滅德國嗎？然而不管他們怎麽想、怎麽主張，毀滅德國是完全不切實際的作法。

更令人遺憾的，國際上找不出一種可以依循的正義原則，來處罰德國，建立國家行為上的罪與罰比例原則。幾十年下來，猶太人就一直緊抱著自己是受害者的立場，以受害者的怨恨心情，一方面對國際提出種種要求，另一方面合理化自己的各種行為。幾十年來中東問題的根源，乃至於阿拉伯世界被激進的伊斯蘭信仰席卷，都跟以色列、猶太人長期的受害者心態脫離不了關係。

受害者覺得自己應該擁有報復的權利，至少應該擁有不再受害的權利，然而在追求自己的安全感時，他們侵犯了別人的領土、破壞了別人的社會，引發出一連串難以收拾的後遺症。無法處理受害者情緒，坐視受害者情緒無限上綱放大，是在猶太問題上，國際上犯的重大錯誤，至今還在為這個錯誤付出慘重代價。一個意圖發泄的受害人，必定會在發泄過程中制造出其他受害人，最後受害者與加害者的身份纏擾混淆，人人都是受害者，都以受害者身份來合理化自己的任何行為，那麽脆弱、難得的文明秩序就岌岌可危了。

巴勒斯坦人的土地、家園被以色列占走了，他們是受害者，所以他們認為自己有權利發動恐怖主義行動，那是他們尋求受害補償的一部分。如果我們不想坐視恐怖主義攻擊蔓延，我們就必須設下底線，是就連受害人尋求報復、補償時都不能也不應逾越的。如果要在恐怖主義行為上劃這樣一條紅線，那麽顯然對於猶太人、以色列的行為也要有相應的一條紅線。

這就是為什麽即使我自己是受害者，我卻一定堅決反對以受害者的主張來決定罪與罰的根本理由。讓受害者得到發泄滿足，絕對不會給我們帶來安全的社會、安全的環境，相反，過度放大受害者與受害者家屬的感受，甚至以各種方式放大他們的痛苦，來壓過法律正義全面、一致性的考慮，只會使得社會進入一種“以暴制暴”的幻想中，結果鼓舞大家合理化暴力的使用，暴力報復成了受害人應得的補償，暴力就不再是那條絕對禁制的底線。

“不可殺人”有例外，在受害痛苦中的人就可以主張殺人作為報復、作為解脫，有這樣的例外，也就會有各種利用這種例外作借口的其他行為。更何況受害者的身份是主觀的，一位自認受害的人，在法律之前很可能根本不是無辜的。加害犯罪的事實當然不能交給受害者來決定，在這最根本的問題上我們都不能光是聽從受害者，為什麽在決定懲罰方式，尤其是最嚴重的懲罰，我們卻要把那麽大的權利讓渡給受害者？

要不要廢死刑，這是法律專業不可讓渡的權利，尤其絕對不能讓渡給受害者、讓渡給一般民意。不然我們還要法律專業幹什麽？不然，我們還能如何信任法律專業能夠盱衡各方因素，給我們一個盡量趨近安全、遠離暴力威脅的公共、集體環境？這是公共議題，就必須以公共立場、公共態度來討論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