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權體制的崩潰, 新聞媒體與新聞記者, 卻陰錯陽差地沒有隨之喪失他們的力量。新聞記錄了威權被挑戰被拆解的過程, 並且進而調整了自己的位置, 站到了打倒威權呼聲的這一面來。

然而也正因為變化來得太快, 新聞媒體調整了位置, 卻顯然來不及改變性格。於是產生了這十年來, 新聞媒體與新聞記者權力角色上的高度曖昧性, 他們依然在社會上保持著相當高的權力地位, 依然是社會上能見度最高的一群人, 可是他們憑什麽據有如此權力地位的理由, 卻遲遲沒有厘清, 他們應該使用這份權力來做什麽的終極目的倫理, 更是遲遲沒有建立。

當面對壓力面對困難時, 記者們和一般人有一樣的弱點、一樣的恐懼, 其實就還原成為了一般人, 然而我們真的要問：如果記者就是一般人, 那憑什麽我們要給他們多於一般人的權力呢？在民主社會, 在大家應該平等的架構下, 記者得到的多出來的權力, 就是為了讓他在需要的時候, 發揮非常人的精神與能力, 去一般人到不了的地方, 把一般人看不見的真相挖掘出來。

我們的記者, 在這曖昧的社會轉型過程中, 享受著舊權力, 卻沒有盡到新責任。

新責任要求：記者不能在真相之前退卻, 不管什麽理由, 但我們依然沈浸在舊權力下的記者, 卻隨時可以因為各種借口就遺忘掉專業職責。我們電視臺的記者, 開口閉口"長官", 難道沒有人擔心這種"長官文化", 奪走了記者獨立判斷的自信與自許嗎？新聞真相之前, 怎麽會有"長官", 更何況是那麽多那麽普遍的"長官"？

新責任還要求, 記者不能滿足於記錄、報道一般人看得見聽得見的, 記者必須以他的專業能力與專業勇氣, 迂回在各種表面的煙幕布幕後面, 把事實拼湊鋪陳出來。在這點上, 記者的工作里有一部分等同於偵探, 還有一部分等同於神話中的正義使者。

如果不作偵探、也不作正義使者, 那記者的工作, 每天進出記者會、專訪名人聽些門面話, 還有什麽意思？

我想到好萊塢電影里, 克林特·伊斯特伍德演的《迫切的任務》, 那是一個記者既扮演偵探又扮演正義使者救了一名死刑犯的故事, 我也想到艾爾?帕西諾主演的《驚曝內幕》, 那是一位新聞節目制作人既扮演偵探又當正義使者的故事。

你會說那只是電影、只是誇張的戲劇嗎？你會說現實里美國記者哪有這麽浪漫、這麽英勇嗎？那讓我隨便給你一些現實里的例子, 看看人家最有特權的記者都做些什麽、怎麽做吧。

隨手翻開我書架上的法律書, 就翻到這樣的案子。1980年一位名叫史蒂夫·第多斯的男子被控涉嫌挾持強暴南希·凡洛普。經過調查審訊, 陪審團判第多斯有罪。到了1981年6月, 法院推翻了原來的有罪判決, 宣布重審該案, 三周後, 檢方主動撤回了對第多斯的指控, 找到了另一位涉案的嫌犯。

而造成這樁案件由有罪到無罪一百八十度轉變的唯一因素, 就是《西雅圖時報》記者保羅·韓德森的介入。記者韓德森不只是仔細比對了所有的法庭數據, 而且他還進一步去翻本案發現場附近是否曾經發生過其他強暴案的紀錄。他忠實而仔細地把他的疑問、他的追査過程發表在報紙上, 就這樣拯救了一個無辜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