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錢謙益如何完成《錢注杜詩》過程的例子，我們看到其中引生的一個充滿爭議、但不乏討論空間的具體事件：錢謙益身仕明、清兩代所引發的解釋問題。《錢注杜詩》的纂注工作，所以從明思宗崇禎年間（1628-1644）的《杜詩小箋》開始，就一直成為錢謙益念茲在茲的工作，最後則在錢謙益死後三年（康熙六年，1667）由季振宜刻印出版，其間更出現朱鶴齡為了彼

此處置《杜詩》箋注的爭議而先後對於錢謙益所做出的不同評價。錢謙益在《草堂詩箋元本．序》中說到自己「老歸空門，撥棄世間文字，何獨於此書，護前鞭後，顧視而不舍？」                                                   …

如果「詩史」的名稱或概念所以能夠成立，主要是因為其中所關涉的「事件」的要素，那麼，「詩史」做為詩論所標舉的創作理念，就因為「歷史」的：「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孟子．離婁篇下》）。總此而論，「詩史」中體現的事件或歷史因素，並不是詩人所以著意傳寫與舖展的材料內容，但詩人作品中所可能深藏的時代政治社會的背景或因素，卻可以借助解讀的工作而被揭露闡發。相應於這樣的論述脈絡，我們才會說：「詩史」此一概念，自宋代學者提出之後，一直要到明、清之際才有更進一步的申論。3                                                  …

摘要：在這篇論文中，我試圖處理的論題大致有下述三個面向與重點。（一）、當代古典文學研究所建構的古典詩歌發展主要是以抒情傳統為基調，而在抒情傳統這一套創作與解讀的模式中，其實富含著極為細緻而精微的文化想像與價值，並且建立在傳統知識階層（士階層）共同的歷史記憶與相互認同。因此，相對於「神韻」所投射的一種遠觀而不黏滯的詩學與政治，「詩史」的名稱或概念的出現，或可用來展示詩人及其所置身的時代政治社會環境之間的關係，充分反映詩人在面對歷史情境時的「心境」或「判斷」，當然，其中「突出情感因素」的成分又不免多於敘事的功能。



（二）、抒情的創作模式既是以自我當下經驗的保存與體現為重心，那麼，在這種觀照經驗模式的制約下，具體生活世界中如鎖鏈般發生的事件並不容易成為詩歌創作的材料，則當下截斷眾流的剎那又將如何因應時間之流的延續與變異？因此，「詩史」此一概念所指陳的歷…

三、「帶著愛和良心」

在《自然與時日》中，江非始終把大自然當作一個與人對等的主體來接近，來看待，很少把自然當作一個客體去觀察。大自然，在江非的詩里·，既是給予者，也是被愛和被尊重的他者。



在一些詩篇中，他深情地寫道：「早落的果子和他人/沒有什麼多麼深的奧秘/你只需要快樂地撿起它/靠近他/像一個孤兒/靠著另一個孤兒（《墜落的果子》）」「我該拿著胡蘿蔔/去餵它/用手向它/輕輕地舉起/牙齒的咀嚼/會讓蘿蔔/發出清脆的聲響/當日暮中/它滿嘴甜味/信任，並靠近你/沾滿碎末的黑色尖唇/咀動/交談後/小跑著離去/不再有蘿蔔/它還要靠向你（《乳羊》）。這樣的愛，還帶著眷眷的警示之心：「多日無雨，連綿不休的蛙鳴聲停了/水泵開始咆哮/下午，一輛裝滿了鉆井機的卡車/駛進了村子/狗伸長舌頭跟著/鵪鶉和野雞已無處藏身/幾處荒地/開始冒煙/小心火（《乾旱之季》）」。…

在詩的結尾，詩人寫道：「隔著一道柵欄/一隻綠頭鳥/嘴里·銜著一根幹草/遠遠地看著我/擦拭著鍬頭上的泥/我看著它/再次用力，把鐵鍬插入/腳下松動變軟的泥土/冬日後短暫的荒涼/總是告訴我/更多更深的事物/需要如此來揭示（《滿意的一日》）。」在此，詩人的認識得到了深刻的啟示，人的主體性急速褪去，自我意識也和自然世界完成了天人合一的交接和融合。匱乏之物，其實是更為深邃之物，在詩人的自然之鍬插入的地方，土壤松動，真正的自然之人也得以豁然顯現。



有一年閱讀一本《華文青年詩人獎獲獎作品選》，無意中翻到了江非的詩和他的一篇文章，那是一篇完全無關理論分析和哲學探究的詩學隨筆，在娓娓道來中，卻通篇顯現著詩的真諦。文章的語境設置在大自然中，文中的兩個主人公依托自然生活、相愛、相知，在精神上親密無間。文中的故事並非伊甸園式的，而是始終貫穿著現代精神。由此可見，自然的意識早已印證於江非的詩歌創作理念當中。…

關於自然，詩人江非有自己的見解，在《自然之然》1這篇文章中，江非談到自己的詩集時，從「自然之是」「自然之心」「自然之事」三個方面，條分縷析地解釋了他的「自然」詩性表達。從中可以看出，江非是在追求一種完全的「自然之詩」，是想作為個體的人的自然而然的存在，達到一種人詩合一的理想狀態。《自然與時日》這部詩集，正是這一理想的表達與實踐。在詩集中，我們隨處都可以看到詩人作為言說者在王國維評價納蘭容若時所言的那種「自然之子」的光暈。但江非已遠遠超越納蘭容若屬於古典詩人的那種人性悖謬。江非的詩，在藝術性、時代性、思想性上，沒有納蘭詩的那種閨閣氣，沒有吟風弄月的閑情，也沒有「把欄桿拍遍」的無力，而是直接面對以「泥與土」為基底的大自然，以人和詩的本真的面目，喚醒了自然和它的詩性本質。

一、自然的意識…

與審美、詩性同樣具有推動人類向前、凈化人心作用的，是悲憫。悲憫是文學的古老命題。我認為，任何一個古老命題同時也是一個永恒問題。我甚至認定，文學正是因為它具有悲憫精神並把這一精神作為基本屬性之一，才被稱為文學，才能夠為人類所必需。從文學史來看，古典形態的文學始終將自己交付一個核心詞：感動。感動自己，感動他人，感動天下。悲憫精神與悲憫情懷是文學的基本精神和基本情懷。當簡·愛得知羅切斯特雙目失明、一無所有，反而重回羅切斯特身邊時，我們體會到悲憫；當沈從文《邊城》中爺爺去世，只翠翠一個小人兒守著一片孤獨時，我們體會到悲憫；當賣火柴的小女孩在寒冷冬夜擦亮最後一根火柴點亮世界並溫暖自己時，我們體會到悲憫。

那麼，具體來說，寫作最重要也是最寶貴的資源是什麼？就我作為中國作家而言，是中國故事；就個人而言，是個體經驗。…

文學的意義是什麼？對我來說首先是美、是詩性，這也是中華文化的古典氣質。寫作最重要也是最寶貴的資源是什麼？就我作為中國作家而言，是中國故事；就個人而言，是個體經驗。

無論是幸福還是痛苦，我都需要文字，文字永遠是我無法離開的。特別是當我在這個世界碰得頭破血流時，就更需要它——由它建成的屋，我的家。我想，所有親近文字的人都會有類似感受。你可以調動文字的千軍萬馬，可以將文字視作蔥蘢草木，使荒漠不再，可以將文字視作鴿群，放飛無邊無際的天空。

文學之於我的意義首先是美、是詩性的探索與表達。曾經有年輕人問我：你的小說一直將美感作為一種精神向度，但是，美有足夠力量凈化人心嗎？我回答道：美不是萬能的，但如果連美都顯蒼白，那麼還有什麼有力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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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地起驚雷，刀郎靜默十年之後，突然以一首《羅剎海市》重新殺入歌壇，在數以億計的歌迷和網民中引起強烈共鳴，其熱烈程度前所未有。如果我們把當前…

叔本華說，人的精神痛苦是隨著智慧等級的上升而上升的，越是智慧和優秀的人，活得越痛苦。我們完全可以想像，在長達十余年時間裏，極富人文底蘊和音樂才華的刀郎，一個具有敏感心靈和纖細情感的歌者，在遭到糾集成為某種強大勢力打壓的時候，當他被作為超級力量的國家電視臺——它已經變異為某種程度上的價值尺度——視為「無」、視為「不在」的時候，他會多麽痛苦。不要認為《愛是你我》僅僅是在描述愛情，它何嘗不是這個優秀而苦悶的人對外部世界的熱切尋覓！何嘗不是想得到知音和依傍的悲情傾訴！

這在我們已經失去的八十年代是可能的嗎？這在一個公平正義的世界裏是可能的嗎？這在每一個個體都可以自由發出聲音的地方是可能的嗎？這在刀郎被法律呵護、擁有同樣話語權的世界裏是可能得嗎？不要裝作什麽也沒看到，莫要說極為廣大的擁有知識的社會人群，即便是在腳手架上攀爬的農民工也知道我們所置身的這個世界出了什麽問題！…

前幾年不知道因為什麽事情，我與久已失去聯系的一位朋友聯系，這位在我印象裏不大識字卻在人際交往上擁有獨到才能的寫作者，劈頭就告訴我：「我已經出版了17本書！」我大駭，竟一時有些森然。然而轉念想想，心境也就平復了：有什麽奇怪的事情不能發生呢？人們之所以活得異常沈重，異常疲憊，不正是因為這個世界經常就會有太多奇怪的事情發生嗎？當年，就連擁有深邃靈魂的叔本華先生也郁郁於熱鬧著文壇的都是一些庸才和蠢材，下斷言說優秀作品從來都是形單影隻、孑然而立，不配有好的命運的……我完全能理解，這位不被人理解的偉大作家說這些話的時候有多少苦澀在心頭！直白了說，眼前這個世界不僅僅經常會有奇怪的事情發生，它簡直就是在癲狂，各種野蠻力量爭先恐後地向良知和本分撒野，肆無忌憚地欺淩無權無勢的弱者……活到了這個歲數，如果連這些也看不明白，那不就等於白活了嗎？…

在具有豐富精神內容的人那裏，對傾訴的深切渴望並不比被荷爾蒙折磨的人的欲望輕弱，反之，它更加尖銳，更加深邃，更加綿長，也更加無邊無際。此種類型的對知音的尋覓、對生命外部力量的渴望，就不簡單是人類主體對客體的「反應」了，反之，這是主體對客體的頑強追尋，一種主動的試圖「進入」的過程。實際上，人類生存尤其是知識分子生存，在絕大多數情況下，都表現為這種帶有悲情意味的精神尋覓。屈原先生當年愴然曰：「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說的就是這種精神尋覓，他心中是有太多的塊壘需要澆濯，他需要找到一個地方，能夠讓自己的靈魂得以安歇和小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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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贏者通吃與社會叢林法則——兼說刀郎現象》（2023-7-31）一文中，從社會分析的角度對…

本雅明注意到，機械復制技術的出現，導致了視覺文化的深刻變革。因為“技術復制能把原作的摹本，帶到原作本身無法達到的境界”，這便導致了傳統的“大動蕩” (註：本雅明：《機械復制時代的藝術作品》，浙江攝影出版社1993年版，第6、7頁。)。



當藝術進入機械復制時代以後，傳統藝術品那種稀罕、難以接近的狀況徹底改變了。圖像生產技術，尤其是機械復制技術的出現，使得圖像生產方式，發生了根本性的變革。《西斯廷聖母》不再是非得到梵蒂岡才能看到的稀罕之物，如今它廣泛地復制在各種形式的圖像材料中，在畫冊中，在仿制品中，甚至在文化衫上。





伯格進一步發展了本雅明的思想，他強調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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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里伯格的運用，是一系列帶有隱喻含義的概念，諸如“中心”、“燈塔”、“安排”等等，意在表明我們視覺所接觸的世界是有序的、被安排好的，而這種安排在宗教的意義上就是上帝，在透視法的意義上，就是作為世界中心的那只眼睛。



馬丁·傑認為，透視作為一種現代視覺體制，與笛卡兒的理性主義密切相關。隨著中世紀關於光線的形而上學觀念的衰落，“線性的透視開始象征著光學的數學規則，和上帝的意志之間的和諧關係。



                                                                              畢加索…

從相似性到自指性 

視覺範式從傳統到現代的發展，還呈現為圖像符號從相似性，到自指性的一個發展演變邏輯。福柯曾論證過三種依次承遞的話語模式，那就是相似性模式、表征模式和自我指涉模式。



在相似性話語中，符號的價值是因其與某物的相似而構成的。它的根據是一種“符合論”的真理觀，一部藝術作品的價值並不在這部作品自身，而在作品與所表現的世界之間的相似關係。所謂表征的話語，就是“古典話語”。其特征顯著地體現在比較變成一個重要範疇。話語的能指/所指/相似三元結構逐漸被能指/所指的二元結構所取代。第三種話語是符號自指性。符號自身的重要意義被凸現出來。“詞所要講述的只是自身，詞要做的只是在自己的存在中閃爍。”…

格林伯格堅信，“每門藝術權限的特有而合適的範圍，這與該藝術所特有的媒介特性相一致” (註：拙譯格枝伯格：《現代主義繪畫》，《世界美術》1992年第3期。)。



“如此一來，每門藝術將變成‘純粹的’，並在這種‘純粹性’中，尋找自身具體標準和獨立性標準的保證。‘純粹性’意味著自身限定，因而在藝術中的自身批判，激烈地演變成為一種自身界定” (註：拙譯格枝伯格：《現代主義繪畫》，《世界美術》1992年第3期。)。



格林伯格強調的是，現代主義藝術對“純粹性”的追求，所謂“純粹性”也就是形式的完善。從20世紀初德國表現主義繪畫，到…

再次，繪畫的觀賞是一種個體性的靜觀，恰如本雅明形象地描述的那樣：在夏日午後，一邊歇息一邊凝視地平線上連綿起伏的山巒，或是近處婆娑的樹影。而觀看電影則是群體的，視覺特質變成了觸覺特質，有一種子彈擊穿觀眾的速度和震驚效果。



復次，繪畫由於其此時此地的獨一無二性，因此具有某種永恒的價值，比如達芬奇或米開朗基羅的畫作，或是吳道子、八大山人的畫作等。但是，電影是一種可修改可復制的藝術，因而消解了傳統藝術品所具有的這種永恒性。





最後，就畫家和電影工作者與其作品的關係而言，本雅明註意到一個深刻的差別，那就是畫家與其對象保持著某種距離，而電影工作者則要深入到特定對象之中去；畫家提供了完整的形象，而電影藝術家則提供分解成諸多部分的形象。



據此，本雅明得出了一個激進的結論：“藝術作品的機械復制性改變了大眾對藝術的關係。最落後的關係，例如對畢加索，激變成了最進步的關係，例如卓別林”…

這個趨向還可以從照相向電影和電腦數字圖像的發展中看出。攝影的出現曾一度使得繪畫面臨著危機，因為寫實主義的繪畫所訓練的寫實功夫，在照相面前被“去魅”了。



照相機可以方便快捷地，真實記錄下畫家經年累月經營的東西。而攝影很難“非人化”，因為它必須面對實在世界的物像和人像。攝影時代的到來，不但改變了只憑人的眼力和技能來記錄客觀物像的歷程，使得圖像生產進入了一個全新的領域，大批量的復制成為可能。…

從重內容到重形式 

從相似性到自指性，這個轉變如果我們用一對傳統美學的術語——內容和形式——來描述，則可以看作是從內容主導型向形式主導型的圖像符號的轉變，或者說，是從“看什麽”向“怎麽看”的視覺範式的轉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