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論及「詩歌」與「歷史」之間的分合關係，孟子曾將《詩》與《春秋》放在政教倫理的脈絡下相提並論，但是孟子這種提法並不在於對比兩者在性質或功能上的異同，而是在於說明兩 者在反映、考察政教得失此一用途上的先後關係。在古典文化 傳統中，歷史編纂（historio-graphy）或史傳文其實很早就形成非常重要的書寫傳統，《春秋》與《左傳》的出現，在漢代很快就取得經典的印記、並發揮了重大的影響力，同時也標示了古典文化傳統中「敘事」面向的可能性。因此，我們或可同意陳平原的說法，在中國古典文學的領域中，「敘述」或「敘事」傳統中關於人物與事件的描繪與刻畫以及由是而產生的文化上的重要性，主要是體現在史傳文類。然而，嚴格說來，《春秋》如果要放入歷史的範疇做為參照引據的座標，主要就是其中所隱含的「采善貶惡」與「辯是非」的歷史裁斷，而不是對於事件本身的敘述與舖展。《左傳》便成為我們思考歷史問題時可以參考的另一個對象材料，而唐代劉知幾（661-721）在《史通》一書中所提出的相關論點也就別具理論上的參考價值。

劉知幾的《史通》（成書於唐中宗景龍四年，710）認為歷史纂述的體例計有六家，分別是尚書家、春秋家、左傳家、國語家、史記家以及漢書家，但其中可以祖述效法的只有《左傳》與《漢書》，這是因為《左傳》採用編年傳述古事、而《漢書》則是斷代紀傳；同時，《漢書》也確立了往後歷史纂述的體例。試看劉知幾的說法：「如《漢書》者，究西都之首末，窮劉氏之廢興，包舉一代，撰成一書，言皆精練，事甚該密，故學者尋討，易為其功。」27這裡，歷史纂述指向一種完整的敘述，並且要求「言皆精練，事甚該密」；因此，編年、記傳總是以人物做為史家關切的主要對象，而「言」與「事」便是彰顯人物的兩個重要面向，並且務必「言事相兼，煩省合理」28。

順著這樣的脈絡，論及史書的編纂，劉知幾另有一項特別主張，即在既有的體例之外，另行編輯君臣之間重要的言說；這項主張，就來自於劉知幾對於言說的重視，也就是所謂的「記言之體」，而與《尚書》有著淵源上的關係：「蓋《書》之所主，本於號令，所以宣王道之正義，發話言於臣下，故其所載，皆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再者，「原夫《尚書》之所記也，若君臣相對，詞旨可稱，則一時之言，累篇咸載；如言無足紀，語無可述，若此故事，雖有脫略，而觀者不以為非。」29

簡單說，古典文化傳統下的歷史纂述，其性質與功能總在於宣揚王道，因此，纂述的立場、編寫的視角不免是站在統治階層或行政部門的位置，而其中「采善貶惡」與「辯是非」的歷史裁斷便往往成為纂述編寫的原則。前述費正清對於既存有關鴉片戰爭的載記，所以會發出史料纂述觀點偏斜的感慨，主要也就在此。由是，編輯君臣之間重要言說或論辯的「記言之體」，其重要性凌駕在事件本身的具體描述或闡明。

26 ［美］麥金太爾，《德性之後》，頁 272。

27 ［唐］劉知幾，《史通．六家第一》，［清］蒲起龍釋、呂思勉評，《史通釋評》（臺北：華世，1975 年），卷 1，頁 15。

28 ［唐］劉知幾，《史通．載言第三》，《史通釋評》，卷二，頁 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