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的功能與價值，或許就在於此。透過重新檢視「詩史」的概念及其在明清之際論述場域中可能產生的作用，本文在撰寫的策略上即是試圖拆解「詩史」概念中所隱含的兩種成分：詩歌與歷史，並且強調歷史纂述活動在古典文化傳統中的性質與功能，藉此闡明「事件」在歷史纂述活動中的位置與作用。

再者，如果歷史具有「記事」的性質與功能，那麼我們又該如何重新理解此種性質與功能？因此，我試圖將「事件」的概念置放在探討「敘述模式」的問題脈絡中、並且以當代論述所開展的相關議題做為理論参考的框架，藉此進一步申論有關「自我」與「歷史」、以及「身分」與「認同」等相關的議題。

抽象的「歷史」概念、或者更為幽微的褒貶」原則，如果要放在敘述的模式下重新加以理解，我們就勢必把人的經驗投射或還原到時間序列中，藉以掌握其中的歷史時間性（historicity）。於此，根據鄂蘭（Hannah Arendt）的說法，人的個別具體的歷史時間性如果要能夠被理解，就必須有所表達，而表達就是透過敘述的活動完成的；同時，經由具體歷史敘述的塑造與解說，不但建構了個人的身分、也產生了政治文化意義下的集體認同。41

身分與認同即是來自敘述的鑄形與塑造，並有其字源上的同一性。就政治、文化論述脈絡下「認同」的概念而言，認同既可以指稱個人所能體認與踐履的「一切具有普遍意義的道德政治的原則或理想（如博愛、平等的理想，或人權的原則）」，也可以指稱個人身屬某一社群的歸屬感而「強化一社群團體的特殊性的認同身分，強調一社群團體的凝聚結合乃是建立在此社群價值、歷史、生活方式、語言……等文化之條件上」。42

簡單說，個人與集體的認同多少牽涉到敘述所展示的歷史時間性：個人在說明「我是誰？」時，便是在敘述他個人生命歷程的故事；一個是可說明的、也可以永遠要求其他人給出一種說明的，我可以把其他人放在這個提問當中。我是他們的故事的一部分，正如他們是我的故事的一部分一樣；任何一種生活的敘述，都是相互聨結的一組敘述的一部分。同時，這種要求闡明和給予闡述本身在敘述構成中起了重要作用。

問你做什麼和為什麼這樣做，說我做什麼和為什麼這樣做；想想你對於我所做的事情的闡明，和我對於自己所做的事情的闡明可能會有不同，而反過来也可以如此：這些都是所有敘述（當然，除了那些最簡單的和最勉強說出的敘述之外）的實質性要素。43

41 關於鄂蘭所揭示的有關歷史敘述與認同的論點，請参見蔡英文，《政治實踐與公共空間：漢娜．鄂蘭的政治思想》（臺北：聯經，2002 年），第五章〈歷史敘事與人的自我認同〉，頁 123-37。在此，我們或可引述蔡英文對於鄂蘭所揭示的敘述概念的綜合闡述：「敘述就是把一件歷史事件的原始本末，以及牽涉其中的人、事、環境的變化形塑出一具完整結構的、可理解的整體，這整體有其明確的年代秩序、有其清楚
的型態格局，以及有擬似情節的動態進展」（頁 132）。

42 關於「認同」的論題，請參見蔡英文，〈政治與認同——一種理論性之反省〉，《政治科學論叢》（台北：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系），第 8 期，1997 年 6 月，頁 51-84。引文見頁 54。

43 ［美］麥金太爾，《德性之後》，頁 275。為求語意順暢，引文根據譯文略有增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