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為近代維新派的第一篇小說專論，嚴復（1854-1921）與夏曾佑（1863-1924）在〈國聞報館附印說部緣起〉（1897）一文中試圖重新將小說納入傳統的分類模式，進而申論其發展的可能性：

舉古人之事，載之文字，謂之書。書之為國教所出者，謂之經。書之實欲創教而其教不行者，謂之子。書之出於後人，一偏一曲，偶有所託，不必當於道，過而存之謂之集。

33 高友工，〈文學研究的美學問題（下）：經驗材料的意義與解釋〉，《中國美典與文學研究論集》，頁 94。

方式，嚴復與夏曾佑更進一步討論典籍「傳或不傳」以及「傳之易不易」的問題，最後則歸結到小說可以產生的普及性與影響力：「夫說部之興，其入人之深、行世之遠，幾幾出於經史上」，然則對於小說這種效力，嚴復與夏曾佑其實是有所質疑的；畢竟，他所看到的是這樣一種淺層而負面的影響：

天下之人心風俗，遂不免為說部之所持。三國演義者，誌兵謀也，而世之言兵者有取焉；水滸傳者，誌盜也，而萑蒲狐父之豪，往往標之以為宗旨；西廂記、臨川四夢，言情也，則更為專一之士、懷春之女之所涵泳尋繹也。夫古人之為小說，或有精微之旨寄於言外，而深隱難求，淺學之人，淪胥若此，蓋天下不勝其說部之毒，而其益難言也。35

相對於士階層所肯定的政教倫理規範，小說所刻畫的「兵謀」與「盜」、乃至於戲曲所呈現的「情」，都有可能產生負面的影響力，也儘管小說或許會有言外的深意，但又不是淺學之人可以理解掌握的。因此，比起小說可能的好處來，毒害或許更為明顯。然而，借鑒於歐、美、日本在「其開化之時，往往得小說之助」的例證，嚴復與夏曾佑又認為小說可以「使民開化」，所以報館才會「不憚辛勤，廣為採輯，附紙分送」。此一說帖在結尾時，嚴復與夏曾佑卻也宕開一筆，闡發小說之可以「為正史之根」；如果因為小說所具有的虛構性質而否定它，那麼他們就不免也要質疑「古之號為經史者，豈盡實哉！豈盡實哉！」（頁 200）

34 嚴復、夏曾佑，〈國聞報館附印說部緣起〉，收於郭紹虞、羅根澤主編，《中國近代文學論著精選》（臺北：華正書局，1982 年影印版），頁 197。

35 嚴復、夏曾佑，〈國聞報館附印說部緣起〉，《中國近代文學論著精選》，頁 200。

就從這個虛構與真實、小說與正史之間的區隔問題開始，讓我們轉以亞里斯多德《詩學》中關於詩與歷史的提法進行相關議題的討論，尤其是其中有關「情節構造」（佈局）與「蓋然或必然的可能性」這兩個概念的說法。如果就文類的考察而言，亞氏所討論的對象是針對史詩與悲劇，而書名所稱的「詩學」，則是指稱「關於製作的活動或技術」。在此，古希臘傳統關於「詩歌」的界說，其實是就指稱「製造」（to make）此一活動的性質而言；

至於「詩人」一字，在希臘文中則是 poietes，意指具有專業技藝的「製造者」（maker）。36因此，「詩歌」就是一種「製造品」（a thing made），是與其它所有人為的製造品一樣，在在展示一種有關器物「製作」（production）的知識與能力，因而是屬於「技藝」（techne）的範疇，而與「行動」（action）此一觀念所歸屬的「實踐」（praxis）的範疇是兩不相涉的。就亞理斯多德而言，所謂「技藝」是呈現人類活動中一種主要的型態：「製作是有意的並且是建立在知識上的」，而其目的則在於產製有別於自然物件的人為作品，因此留下了可見的成品，譬如說一幅畫、一座雕像，甚或是營造一張桌子、一棟房屋。因此，「技藝」在某方面說來是與「自然」處在對立的位置，具有了「人為造作」的特質，而對於這種人為造作的特質的肯定，也正是西方文化傳統關於「技術」所衍生的相關議題的理論背景。亞理斯多德在《詩學》一書中探論悲劇要素時，「行動」便是其中的一個主項：

悲劇是對一個嚴肅、完整、有一定長度的行動的模仿，……。事件的組合是成分中最重要的，因為悲劇模仿的不是人，而是行動和生活。人的幸福與不幸均體現在行動之中；生活的目的是某種行動，而不是品質；人的性格決定他們的品質，但他們的幸福與否卻取決於自己的行動。

36 Gregory Nagy, “Early Greek Views of Poets and Poetry”.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Literary Criticism. Volume 1: Classical Criticism. Ed. George A. Kennedy.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23-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