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不可見到可見性

無論在西方還是在中國，無論在語言比喻上還是在觀念上，黑暗代表了愚昧、無知、野蠻和非理性；相反，光明則表征了知識、理性、科學和文明。柏拉圖《理想國》中所描述的洞穴語言就是這種觀念的形象說明，當人擺脫了束縛走出洞穴，也就意味著人擺脫了黑暗而走向光明。

在黑暗中，人們只能見到洞外微弱光線投射在洞壁上自己的影子，在光明的狀態下，他們彼此見到了自己真確的樣子(註：Plato (New York: Walter J. Black, 1942), p.398ff)。這則寓言在相當程度上揭櫫了人類文明的歷程就是從黑暗走向光明的歷程，在西文中，啟蒙的含義就是照亮、教化和啟迪的意思。

福柯對空間的研究有一個重要的發現，那就是，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變，一個重要視覺現象就是從黑暗的不可見狀態，向普遍的、光明的可見狀態的轉變。福柯寫道：

18世紀下半葉有一種普遍的恐懼：對黑暗空間的恐懼，害怕陰暗的帷幕遮掩了對事物、人和真理的全部的視覺。人們希望打破遮蔽光明的黑幕，消除社會的黑暗區域，摧毀那些見不得人的場所，獨斷的政治行為、君主的恣意妄為、宗教迷信、教會的陰謀、愚昧的幻覺統統是那時醞釀形成的。

甚至在大革命前，封建城堡、時疫檢查所、巴士底獄和修道院就激起了普遍的懷疑和仇恨，各種政治因素又加劇了這種懷疑和仇恨。除非這某些場所被消滅，新的政治和道德秩序難以確立。

在大革命時期，哥特小說發展出全套有關石墻、黑暗、隱蔽所、地牢的幻想世界，那是匪徒、貴族、修士和叛徒的薈萃之地。安·拉德克利夫的小說背景就是由高山、森林、洞穴、廢堡和死寂黑暗的修道院構成的。

當時，這些想像的空間就如同是對大革命所要建立的透明度和可視性的一種對抗。當時不斷興起的“看法”的統治，代表了一種操作模式，通過這種模式，權力可以通過一個簡單的事實來得以實施，即在一種集體的、匿名的凝視中，人們被看見，事物得到了解。一種權力形式，如果它主要由“看法”構成，那麽，它就不能容忍黑暗區域的存在。(註：包亞明編：《權力的眼睛：福柯訪談錄》，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56—157頁，第149頁。)

在這段歷史描述中，福柯指出了革命與空間可視性的密切關係，指出了現代權力在空間中的運作與看見的密切關係。也許可以歸納出一系列二元範疇，來說明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視覺轉變：黑暗/光明，反動/革命，愚昧/知識，專制/民主，幻覺/理性，等等。

這里福柯所說的“看法”，就是一種現代性的視覺範式，它不能容許黑暗的存在，因為黑暗代表了一種落後的、危險的和過時的東西。從傳統的看法向現代的看法的轉變，就是突出“透明”、“照亮”、“啟蒙”、“看見”、“去蔽”等可視化。因此，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現代性就是凸現視覺作用或使社會和文化普遍視覺化的發展過程。

普遍的視覺化在現代生活的各個層面體現出來。當代中國一樣面臨著這種發展趨向，從科學研究的量化或視覺化，到商品廣告，到政治體制改革的所謂“公開性”或“透明性”，鄉級政府的“政務公開”，到公共建築(甚至辦公建築)的越來越敞開和透明化，到醫療診斷的視覺化(X光透視、CT、核磁共振)，到最近伊拉克戰爭的全程電視實況報道，再到此次防治非典型性肺炎的種種舉措(電視報道，每天的患病人數統計，控制人群流動，甚至尋找病源和感染者、體溫測量等等)，足以看到可視性在現代性發展歷程中的極其重要的功能。


福柯說得好：“在一種中心化的觀察系統中，身體、個人和事物的可見性，是他們最經常關注的原則。” (註：包亞明編：《權力的眼睛：福柯訪談錄》，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56—157頁，第149頁。)

這也就是在柏拉圖的洞穴寓言中，柏拉圖借蘇格拉底之口所說的那句話——“我看見”。當然，福柯從中解讀出更多的權力作用，亦即現代社會無處不在的“監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