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如此，「言」與「事」之間仍有偏重點的不同。在此，我們試以《尚書．盤庚》這三篇文獻加以說明：盤庚遷殷，這是多麼重大的一個歷史事件，我們不免會設想為何而遷？如何得遷？遷後又如何？《史記．殷本紀》提供我們如此的解釋：

帝盤庚之時，殷已都河北，盤庚渡河，南復居成湯之故居。迺五遷，無定處，殷民咨胥皆怨，不欲徙，盤庚乃告諭諸侯大臣，曰：「昔高后成湯、與爾之先祖，俱定天下，法則可修。舍而弗勉，何以成德？」乃遂涉河，南治亳，行湯之政，然後百姓由寧，殷道復興，諸侯來朝。30

29 「如言無足紀，語無可述，若此故事，雖有脫略」，這四句話是強調：如果歷史的紀錄僅止於故事，而沒有可以稱道的君臣言說，那即使是忽略故事不載，讀者也不會
覺得不對。清代蒲起龍的注釋中認為第三句的「此」字可能作「止」，而第四句的「有」字或無。［唐］劉知幾，《史通．六家第一》，《史通釋評》，卷一，頁 2。

30 ［漢］司馬遷，《史記．殷本紀第三》，［日］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引同前就當時的物力條件而言，遷都該是如何重大的事件，而司馬遷僅以短短四五句話就總結事件的前因後果。至於現存的三篇《尚書．盤庚》，司馬遷則認為是盤庚死後，其弟小辛即位，但小辛治理期間，「殷復衰」，所以「百姓思盤庚，乃作〈盤庚〉三篇」。

問題就在於：這三篇追念之作，竟完全是記載盤庚個人的言說，分別針對遷殷這個舉動所引發的三種不同情境立說：對於為何遷殷的說明、對於遷殷後所出現的動盪局勢的告誡、以及在局勢安定後對於百姓的勸勉。31

我的論點即是：歷史當然是關於過去的紀錄，而且「記言」與「記事」理當並列，但是在古典的論述傳統中，歷史的過去所以有可以被記載的重點，主要是在人物以及他們相關的言說。相對的，「事件」本身的獨特性或重要性，就可能多少會被忽略了。

劉知幾即是這樣說道：「案春秋時事，入於左氏所書者，蓋三分得其一耳。丘明自知其略也，故為國語以廣之；然國語之外，尚多亡逸，安得言其括囊靡遺者哉？」32劉知幾並且假設：如果左丘明世為史官，那麼像西漢之嚴君平、鄭子真，東漢之郭林宗、黃叔度等人的事蹟將會因為「身隱位卑、不預朝政」而被省略不載；至於像晁錯、董仲舒、劉向與谷永的對策或上書，則又會因為「文煩事博，難為次序」而可以省略不載。事有大小、位有尊卑，就此成為歷史纂述在材料上的取捨標準。問題也就在此：編纂過程中的取捨標準是建立在怎樣的基礎之上？又該如何判別事情的大小、輕重？我們或可繼續追問：誰的歷史？怎樣的歷史？

在面對歷史、記憶與遺忘此一必然的框架中，更在因應史官事有大小與位有尊卑的取捨中，「疾沒世而名不稱」的感嘆，常不免構成傳統知識階層潛在的集體意識；正如高先生所指出的，身處「在一個不以宗教信仰為中心的文化傳統，『不朽』的問題始終是一個難題」，因此，「如『心境』之存在為人生之價值，那麼此『心境』能在其他人的『心境』中繼續存在，則是藝術創作的一個理想，可以與『立功、立德』相比擬。」33

在創作活動中運用「使事用典」的手法，將當下的活動投向過去的歷史人事；在批評活動中倡議「知音」的理念，尋求彼此的理解，透過這種手法與理念多少層層厚實並累積了傳統士階層之間的集體記憶與認同，而其中，意義深廣的道德／歷史／文化面向也總是價值取捨之所在；同時，關於意義與價值的取捨，更是決定於政教倫理的關懷與護持。就當代的時空位置而言，如果外在的政治社會型態改變了，身分也轉變了，不再是傳統所體認的一姓一家的子民，而是近代國家形成之後的公民身分，那麼，原有的治理體系與機制以及隨之而來的知識分工，又將如何轉換與改造？因此，在近代國家的形式條件的制約下，「歷史」、「記憶」與「認同」的課題仍然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

31 如果將遷殷做為重大事件來理解，則現存的三篇文獻，在先後次序上自可重新安排。註，卷三，頁 19-21。參見楊筠如，《尚書覈詁》（臺北：學海書局，1978 年）。

32 ［唐］劉知幾，《史通．二體第二》，《史通釋評》，卷二，頁 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