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得亮處，孝賢是小個子，直細的頭髮扇在頭上，眼睛亮，有血絲，精力透支又隨時有精力。孝賢很溫和，但我曉得民間鎮得住場面的常常是小個子，好像四川的出了人命，魁偉且相貌堂堂者分開眾人，出來的袍哥卻個子小，三言兩語就把事情擺平了。 

孝賢提到他想拍《孩子王》，令我一驚，其實大喜，繼之無奈，告訴孝賢凱歌已經著手了。

在香港只得驚鴻一瞥。後來孝賢托人帶到北京一盒牛肉乾，兒子立刻拿了幾大塊到街上與鄰居小孩分吃，不一會兒即進來再要，說，隔壁小軍他們喜歡吃，我說，告訴他們，你爸爸也喜歡吃。 

第二次見面是當年九月在紐約，林肯中心放孝賢的《童年往事》，膠片的，也就是真跡，於是趕去看。在門口會到孝賢，焦雄屏用我的相機拍張照片，洗出來是模糊的，類似夏陽筆下照像寫實主義的閃過的人影。後來去張北海家聚，拍的幾張，亦是模糊的。我尋思這侯孝賢果然厲害，有他在鏡頭里，大家就都不清不楚的。

這之後的收獲是譚敏送的孝賢的《戀戀風塵》與《風櫃來的人》的翻錄帶。住在丹青家，兩個人點了煙細細地看這兩部題目無甚出奇的片子，隨看隨喜。完畢之後，丹青煎了咖啡，邊啜邊聊，談談，又去放了帶子再看，仍是隨看隨喜。之後數日話題就是孝賢的電影，雖然也去蘇荷逛逛畫廊，中城看看博物館，買買唱片尋尋舊書，紐約亦只像居處的一張席子，與話題無關。 

《戀戀風塵》與《風櫃來的人》，都有一個難寫處，即少年人的“情”。民國之後，動輒講“大時代”，到底也有過幾回大境遇。不料這“大”到了藝術中，常常只僵在一個“大”上，甚或恥於“不大”，結果尾大不得調之。四九年以後的大陸，時時要大，不大，不但是道德問題，而且簡直反革命，例如向黨生之日的某某周年獻禮，你敢小麼？ 

不妨隨手摘錄些耳熟能詳的日常用語：大躍進，大掃除，大鳴大放大字報；大團結，大鍋飯，大大低估了；大豐收（該詞難解在“豐”收難道會是“小”的嗎？），大檢查，文化大革命；黨內最大的走資派，大多數是好的；大兵團作戰，大大推動了，三大法寶；大講特講，社會主義大家庭，大是大非；大公無私，大無畏的無產階級革命精神……比較下來，大頭針，大寫字母，大腸桿菌，實在無顏稱“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