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九年冬，說洛杉磯有冬，無異“為賦新詞強說愁”，孝賢由紐約沿路過來，一行還有朱天文，吳念真，舒琪。吳念真半路走了，我心儀甚久，卻無緣識面。 

放電影的前一晚，盧非易一車將他們載來，我卻正在洗手間，聽得外面車門關得砰砰響，心里著急。出來相見，孝賢還是那個孝賢，一棵大樹瞞得嚴嚴實實。朱天文卻令我一驚，小個子，話不多，渺目煙視。孝賢的幾部好片都由朱天文編劇，其才已是侯孝賢電影的構成之一。天文離洛杉磯時送我她的書，當夜即讀，甚是敬佩，此處不表。

第二天去西好萊塢看《悲情城市》，映前不免是禮服晃動，酒食隨取的老套，頓生無聊之心，想，孝賢的電影在此地演，若錯，自在誤上。 

果然，映後的現場座談，只有散落的十數人，聽問者的英語，都帶口音，心下釋然，笑道禮服們散去得有道理，片中那樣龐雜的血緣關係，簡直是考美國人心算。意大利人對家族關係的理解真是一流的，《悲情城市》得威尼斯大獎有道理。

《悲情城市》令我想到貝托魯奇的《1900》。《1919》有歷史的美和因無奈於歷史而流露的嘲弄之美，其結構是 “歷史”中的“歷”，“史”反而是對“歷”的觀念，貝托魯奇以二者完成其審美的質量，但許多人不也是這樣做的嗎？所以《1900》的好處在鐘情於角色的生長質感，而惑於觀念對生長環境的價值判斷，無論角色的還是導演的。孝賢的《悲情城市》其實不當拿來類比。《悲情城市》被喧鬧於歷史，我認為那是正常的商業手段。《悲情城市》是伐大樹倒，令你看斷面，卻又不是讓你數年輪以明其大，只是使你觸摸這斷面的質感，以悟其根系綿延，風霜雨雪，皆有影響，不免傷殘，又皆渡得過，滋生新鮮。《童年往事》其實已是大片規模，但人都作小片看，一個人從小長到知情知愛，其艱難不亞於社會的幾次革命，之間隨時有生滅，皆偶然與不可知。片尾兄弟幾個呆看人收拾死去的祖母，青春竟可以是“法相莊嚴”，生死相照，卻不涉民族人性的聒噪，真是好得歷歷在目在心。埃托萊·斯柯拉（Ettore Scola）的電影《家族》（La Famiglia）縱八十年，橫五代凡數十人，看完卻驚異完全沒有外景如有外景及戲劇功力之舉重若輕、舉輕若重。我常以為法國人意大利人天生會用電影說話，孝賢則使我同樣看他的電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