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九年冬,說洛杉磯有冬,無異“為賦新詞強說愁”,孝賢由紐約沿路過來,一行還有朱天文,吳念真,舒琪。吳念真半路走了,我心儀甚久,卻無緣識面。 

放電影的前一晚,盧非易一車將他們載來,我卻正在洗手間,聽得外面車門關得砰砰響,心里著急。出來相見,孝賢還是那個孝賢,一棵大樹瞞得嚴嚴實實。朱天文卻令我一驚,小個子,話不多,渺目煙視。孝賢的幾部好片都由朱天文編劇,其才已是侯孝賢電影的構成之一。天文離洛杉磯時送我她的書,當夜即讀,甚是敬佩,此處不表。

 

第二天去西好萊塢看《悲情城市》,映前不免是禮服晃動,酒食隨取的老套,頓生無聊之心,想,孝賢的電影在此地演,若錯,自在誤上。 

果然,映後的現場座談,只有散落的十數人,聽問者的英語,都帶口音,心下釋然,笑道禮服們散去得有道理,片中那樣龐雜的血緣關係,簡直是考美國人心算。意大利人對家族關係的理解真是一流的,《悲情城市》得威尼斯大獎有道理。

 

《悲情城市》令我想到貝托魯奇的《1900》。《1919》有歷史的美和因無奈於歷史而流露的嘲弄之美,其結構是 “歷史”中的“歷”,“史”反而是對“歷”的觀念,貝托魯奇以二者完成其審美的質量,但許多人不也是這樣做的嗎?所以《1900》的好處在鐘情於角色的生長質感,而惑於觀念對生長環境的價值判斷,無論角色的還是導演的。孝賢的《悲情城市》其實不當拿來類比。《悲情城市》被喧鬧於歷史,我認為那是正常的商業手段。《悲情城市》是伐大樹倒,令你看斷面,卻又不是讓你數年輪以明其大,只是使你觸摸這斷面的質感,以悟其根系綿延,風霜雨雪,皆有影響,不免傷殘,又皆渡得過,滋生新鮮。《童年往事》其實已是大片規模,但人都作小片看,一個人從小長到知情知愛,其艱難不亞於社會的幾次革命,之間隨時有生滅,皆偶然與不可知。片尾兄弟幾個呆看人收拾死去的祖母,青春竟可以是“法相莊嚴”,生死相照,卻不涉民族人性的聒噪,真是好得歷歷在目在心。埃托萊·斯柯拉(Ettore Scola)的電影《家族》(La Famiglia)縱八十年,橫五代凡數十人,看完卻驚異完全沒有外景如有外景及戲劇功力之舉重若輕、舉輕若重。我常以為法國人意大利人天生會用電影說話,孝賢則使我同樣看他的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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