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具有豐富精神內容的人那裏，對傾訴的深切渴望並不比被荷爾蒙折磨的人的欲望輕弱，反之，它更加尖銳，更加深邃，更加綿長，也更加無邊無際。此種類型的對知音的尋覓、對生命外部力量的渴望，就不簡單是人類主體對客體的「反應」了，反之，這是主體對客體的頑強追尋，一種主動的試圖「進入」的過程。實際上，人類生存尤其是知識分子生存，在絕大多數情況下，都表現為這種帶有悲情意味的精神尋覓。屈原先生當年愴然曰：「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說的就是這種精神尋覓，他心中是有太多的塊壘需要澆濯，他需要找到一個地方，能夠讓自己的靈魂得以安歇和小憩。

至於前些年我聽到有人宣稱「讀遍了天下之書，我認為最好的書還沒有寫出來，這件事必須由我來完成。」（這事兒是真的，說這話的正是我一位文學素養不高卻出了幾本書的文學朋友，聽說現在丫已經是不寫東西的某省作協副主席了——這不是我對這位副主席先生的譏誚，印象裏，作協主席、副主席之類，就是專為當官而「不寫東西的」人，用阿Q兄弟的話語方式表述：寫東西的作協主席、副主席還叫主席、副主席麽？），則屬於不在正常範圍之內的囈語，屬於精神病範疇，或者說，這已經是醫學問題了，因此本文不贅。

如果我們用簡要的一句話來概括我上面所表達的意思，那麽猶如本文標題所說，人從來都是借他人的酒來澆自己的憂愁的。古人如此，今人如此，刀郎亦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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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先按下刀郎不表，鋪墊一些應該事先鋪墊的東西。

我常常感到遺憾，那就是我們這個民族不斷地在流失歷史記憶。現在的年輕人，莫要說對1957年反右派鬥爭和文化大革命的原始、野蠻、殘暴缺失記憶，就連自1978年開始的改變中國命運的偉大改革開放運動，也缺乏最基本的了解。人們很少知道，我們曾經擁有一個令人心潮澎湃、血脈賁張的八十年代，我們——上至國家領袖，下至升鬥小民——都在為這個國家的前途命運殫精竭慮，一個十幾億人口的巨大群體，十幾億顆純真無瑕的心靈，跳動在同一個節拍上，我們一下子都變成了孩子，做夢都在唱「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只有在這首歌的旋律裏，我們才可以盡情享受眼前這個朝氣蓬勃的世界帶給我們的亢奮而幸福的感覺，那是與文化大革命晦暗而絕望的歲月完全不同的感覺。我們曾經為一篇篇在如今看來文學成就並不高的小說如醉如癡，一本文學期刊動輒就賣到數十萬、上百萬份。在思想解放的大潮中，人們把最高貴的精神寄托賦予了文學，人們就像呵護自己的戀人一樣呵護著文學。因為在他們看來，文學是自己的精神代言者，是難以尋覓的知音和朋友；而文學也沒有辜負大家的期望，它克服著由於文化專制主義導致的自身的羸弱，頑強地表達著自己，同時也表達著熱愛著它的讀者的心境與情懷。

現在想起來，我真為那個時候的人感到幸運，而我正是經歷過那個年代的幸運者之一。我那時候在一個出版社當編輯，不僅僅是我，包括我所有的同事，都在為發現一本好書稿而歡欣鼓舞，哪怕那位作者默默無名，哪怕他與我們素昧平生，面都沒見過。不像現在，人們再也不為任何形式的精神事物感到興奮了，在人際交往中，在編輯與作者的關係中，充斥著極為庸俗和腌臜的東西，正派人，哪怕他學富五車，才學出眾，作品再優秀，遇到發表和出版環節，也不得不踟躕不前，望而卻步，因為他對支配著人際交往的所謂「關係」（從實質上說來是利益交換規則，這種規則在當下社會已經僭越普遍的道德要求，演變成強固的社會法則了）、「圈子」（因特權而起的階層固化以及社會關係寡頭化、黑幫化、團夥化）實在感到生疏，實在感到畏懼，實在無法適應。有人生疏畏懼，一定就有人如魚得水，這是劣勝優汰、劣幣驅逐良幣的社會機制發揮作用是慣常都會有的情形。

（愛思想 2023-08-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