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中亞正是亟待重建的大陸秩序的軸心地區，它是世界秩序這個木桶上的短板。而任何安頓中亞秩序的努力，倘不依托於世界市場，則該努力在財政上便是不可持續的。海洋國家主導著世界市場，卻無法主導中亞秩序的建設，民族主義的大陸國家則無法真正通過世界市場形成一整套可行的方案。有可能擔負起此種歷史責任的，只能是大陸國家，但又必須是一個超越了民族主義的大陸國家。我們在政治哲學的意義上可以說，這是個海洋化了的大陸國家，它深刻地融入世界市場，並積極地作為世界市場之自生秩序演化當中的能動性要素來活動。只有這樣，中亞秩序的建設才有可能獲得一個可欲又可行的路徑。 [ 於此可見，所謂陸地國家抑或海洋國家，並不單純是指其地緣狀況，同時更是指其國家的世界秩序觀。所以，即便是島國，也可能是個陸地國家，比如二戰前的日本；即便是位於大陸，也可能是個海洋國家，比如16、17世紀的荷蘭。]

 “一帶一路”戰略，就其在大陸方向上的努力而言，在此種視野下，才能真正揭示出其歷史意義。

三、一帶一路戰略與世界秩序的重建

前面述及的需要海洋化的大陸國家，就是中國。所謂海洋化，是指中國需要更加深刻地融入世界市場，基於此而定位自己的內政—外交戰略；同時，在對世界市場的深入參與中，獲得各種戰略的財政基礎，使戰略本身成為可行。

這個過程，實際上在19世紀後期我們就已經可以看到。19世紀後期的陜甘回亂之際，阿古柏也進入了新疆，這個時候差不多整個西北都已經脫離了大清的管制，喀爾喀蒙古一時也岌岌可危。60年代中期，左宗棠開始謀劃平定西北，而大清國庫空虛，軍費不足。在歷史上，每當遭逢此大亂，朝廷拿不出軍費，西域也就脫離而去，漢唐故事皆是如此。但是在晚清，東南方面海上貿易力量的到來提供了另一種可能性。朝廷批准左公在1867年向通商口岸的各大洋行貸款以充軍費，以關稅作為抵押，籌得款項安定了陜甘局勢。1877年，左公再向匯豐銀行貸款，仍以海關關稅為抵押，匯豐銀行則向社會發行債券以籌措向左公提供的貸款，依憑這筆貸款，又擊潰了阿古柏政權，安定了新疆的局勢。[ 參見[美]費正清、劉廣京編，《劍橋中國晚清史：1800-1911年》(下卷)，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譯室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第264-285頁。]可以想象一下，倘若沒有這樣一種基於東南海疆貿易的融資手段的出現，則西北必將不保；沒有一個有效率的海關的存在，融資的成本必將大幅上升，恐怕西北也將不保；而海關卻是在一個英國人赫德的掌管之下才高效率運轉。

這一系列條件，都提示著我們，在海洋時代，作為傳統的大陸國家的中國，必須通過海洋秩序汲取力量才能夠穩定中亞。傳統的大陸秩序與海洋秩序需要以一個開始向海洋轉型的大陸國家作為中介，中亞秩序才能得以安頓，整體的世界秩序才能得以完成。今天的中國與百年前不可同日而語，但當時的歷史所揭示出的世界秩序之構成性特征，還是值得今人思考的。

巴尼特對於斷層地區也作出過類似的思考。他提出，後冷戰時代美國的敵人不再是有形的國家，而是散落於無形的極端勢力與恐怖組織，它們通過“第四代戰爭”來打擊核心國家的力量。因此，未來的軍力安排應分為兩個部分：一部分用來打垮支持極端勢力的無賴國家的戰爭力量；另一部分則是在鐵血戰爭結束後，用來幫助建設新國家、引領其步入全球化的和平力量。後一部分力量的基礎仍是軍力，但它實際上更多地類似於一種警察力量。於是，包括金磚五國在內的“新核心國家”的重要性就顯示出來了。巴尼特說，美國有足夠的力量去打贏戰爭，卻沒有足夠的力量來建設和平。“我們必須明白斷層帶內地理狀況決定著國家的命運。”[ [美]托馬斯·巴尼特：《大視野大戰略：縮小斷層帶的新思維》，第198頁。] 新老核心國家應該攜手合作，由美國提供鐵血部隊打敗無賴國家，由新核心國家來提供憲警部隊，支持對其的改造。“老核心國家推動了新核心國家的起航，未來很有可能是新核心國家推動斷層國家的起航。”[ 同上，第18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