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冷眼旁觀的人都認為把雷姆斯帶上公堂,是帕里什公訴生涯的一大發明。正如一位熟悉帕里什手腕的孟菲斯律師所說：“帕里什覺得把演員擺在被告地位是擴大宣傳的好辦法，而男演員又不如女演員那麼容易觸發公眾的同情。”帕里什自己承認，他對雷姆斯提起訴訟的目的就在於向世人宣告，參與制作黃色淫穢電影的人誰也不能逍遙法外，必將毫無例外地被起訴：

直到《深喉》問世之前，還沒聽說過有專演這類電影的男女演員。可是在《深喉》這部電影里，他們塑造了一位明星，竟至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地步，正像你爹在你不聽話時狠揍你一頓那樣。是啊，如果斯特賴克先生在新聞媒介作了那麼許多宣傳報道之後，輕而易舉地逃脫責任，他的事業會益發飛騰，但如果狠揍他幾下，或許他會三思而後行。…

哈里·雷姆斯不單單是個性感標誌，他還是個極為聰穎的青年。用他自己的話來說，他是“一個老老實實的猶太孩子，靠幹許多人花錢叫別人去幹的那種活計吃飯”。他出生於紐約州的斯卡思代爾市。他原名叫赫伯特·斯特賴克。他曾上過匹茲堡大學，但中途輟學參加海軍陸戰隊，後來開始戲劇生涯。他曾在“媽媽歌舞團”、“紐約戲劇歌舞團”及紐約市“美國莎士比亞話劇團”工作。他甚至還參加“威梯斯”麥片廣告表演。在1964年聖誕節期間，“工作很不好找，光景相當慘淡……有一個家夥說，他知道到哪兒能在一部黃色電影里當個男角兒掙75塊錢。”…

原题《為色情電影辯護及與原教旨主義者和女權主義分子之爭》



 1 孟菲斯審判

1976年5月的一天早晨，哈佛大學法學院前的停車場空寂無人，門可羅雀。這天是星期天，我在那兒等一個叫哈里·雷姆斯的新客戶。雖說他的面容對成千上萬美國人來說都已不是什麽秘密，可我並不知道他長得是什麽模樣。我未曾看過他在電影《深喉》里演的醫生角色，也沒有看過其餘幾十部給他帶來“無可爭議的公認的黃色影帝”桂冠的影片。可我認為我認出他來大概不會有問題，因為我也看過幾部脫露火爆片子，自認對黃色電影明星長的樣子心中有數。…

沃爾特·曼斯菲爾德法官和亨利·弗蘭德利法官，在我還沒走到講臺之前就開始對我的論據猛烈開火。這種攻擊有時就像是針對我個人，因為我接受了博格曼的委托為他辯護；我覺得好像我個人是這次上訴的目標，這些法官們幾乎沒有對特別檢察官有隻言片語的批評，而戈特爾法官已經認定，他的行為既不合時宜又是非法的。離開法院時我們大失所望，但也很疑惑為什麼有了戈特爾法官的事實裁定和最高法院的例判，上訴法院竟然還是否決我們的論點。

結論在1977年聖誕節前夕下達——三位法官一致裁決博格曼敗訴。這篇裁決書是弗蘭德利法官的手筆，這種結論竟出自他之手令人驚愕不止，摩掌嘆息。弗蘭德利法官是個極拘泥於程序細節的人。他對上訴法院不能用自己認定的事實，取代地區法院認定的事實這個規矩十分認真。上訴法院對博格曼案的裁決卻完全不考慮戈特爾法官認定的事實！…

在得出這些重大結論後，通常法官都會作出對我方有利的裁決。可此案絕非尋常，戈特爾法官也就隨後作出了一些奇怪的不合邏輯的決定。

首先，他辯解說，雖說特別檢察官的聲明是違法的，不合時機的，但它並沒有違反“庭外協議的具體內容”。法官承認該協議確實明確地禁止“在認罪後向記者發表聲明”，但他強調“協議中沒有提到判決後向記者發表談話的問題。”（他故意視而不見這樣一個事實，即判決明擺著在認罪之後，因此沒有必要再加贅述。）耍了這樣一個怯懦的小手腕，法官就可以作出結論說，特別檢察官的聲明並沒有在技術上違反《聖托貝羅》案例法的規定。

第二，戈特爾法官轉而討論特別檢察官在州法院量刑時，實際上所作的建議是什麼。在這個問題上他的結論也是對我們有利的：…

我們已經完成了我們預定的任務。法庭明白無誤地記錄下米利亞法官，曾經在報紙上看到特別檢察官“對聯邦法院的判決極為不滿”的報道；同樣不容置疑的是，當米利亞法官看到這篇報道時，他意識到特別檢察官有責任向自己建議，判處博格曼相同的刑期。因此，無可爭議的，特別檢察官清楚地向米利亞法官傳遞了，他對自己並非情願地向州法院正式提出建議的真實想法。這樣特別檢察官就可以到米利亞法官面前，拉長臉正式建議他也判處4個月徒刑，與聯邦徒刑同時執行；他自己心里明白米利亞法官知道他的真實觀點是，如果法官當真接受他的“建議”，特別檢察官當真要“極為不滿”了。

餘下來的聽證過程就平淡無奇，全是公事公辦了。新聞媒介對這次聽證極為重視，每天晚上在電視新聞節目里都播放聽證人參加者的速寫畫面。在聽證會即將結束之時，《紐約郵報》刊登了一篇羅伯特·李普賽特寫的專欄文章，我的家人讀到這篇文章時極為惱怒不安。該文有如下評論：…

我隨即開始對核心問題進行質證，使米利亞法官承認他是《紐約法律報》和《紐約時報》的長期訂戶，每天都閱讀這兩份報紙。我還使他承認，他收集了一份關於博格曼案件的剪報匯編。米利亞法官明顯地感到，他如果堅持說他對自己司法生涯中處理的最重大案件、報紙上頭版頭條的新聞一無所知的話，是無論如何也不能自圓其說的。他變得閃爍其詞，後來他承認他在報紙上看到弗蘭克爾法官作出判決的消息：

問：在弗蘭克爾法官對博格曼博士作出判決的第二天，《紐約時報》頭版頭條刊登了一篇與此有關的文章。

現在當著你的面，我是否可以有把握地說你肯定看過這篇文章？

答：是。…

很明顯，特別檢察官海恩斯認為他的形像，比實現他在庭外協議中應許的承諾更重要。他支持這位新聞專家的意見，決定發表一篇公開聲明，對弗蘭克爾法官可能在判決中作的任何“從輕”處罰進行抨擊。雖然他明知這麼做會破壞他和博格曼的辯護律師達成的庭外協議，他仍然決意不預先通知對方他有意發表聲明。

聽證會完全證實了我們的懷疑。更有甚者，對弗蘭克爾判決進行抨擊，全然不是一種心血來潮的衝動，它是有計劃有預謀地用來維持特別檢察官“形像”，甚至以破壞庭外協議作代價也在所不惜。當戈特爾法官了解到這種預謀時評論道：“出現了一些始料不及的因素。…

聖托貝羅對這個判決進行上訴，認為檢察方面違反了庭外協議。像博格曼一樣，聖托貝羅在紐約州各級司法機構進行申訴都沒有結果，不得已而要求聯邦最高法院下令暫緩執行他的判決。與博格曼不同的是，一位最高法院大法官批准暫緩執行，隨後他的案子在最高法院九位大法官面前進行了辯訴。首席大法官沃倫·伯格作出裁決，認為由於檢察官向量刑法官建議判刑而違反了庭外協議。

博格曼聽證的關鍵問題,就是從聖托貝羅案例法中直接引出來的：特別檢察官公開批評弗蘭克爾法官的判決是否違反了庭外協議？量刑法官是否知道他作了這種批評？

審核證據的聽證一般都不會有什麼使人感到出其不意的地方，因為基本事實對雙方來說都比較清楚；這些情況都記錄在案以供此次聽證核查。可是這場聽證卻不斷爆出冷門，有時還有驚天動地的新發現。…

辯訴結束後，沃德法官回到他的辦公室，他答應很快就公布他的結論。這是十萬火急的關頭——還有16個小時博格曼就會被關進監獄了。如果沃德法官作出不利於我們的裁決，當天再上訴也來不及了，上訴法院第二天早晨10點半才上班，那時博格曼已經入獄半個鐘頭了。我們覺得通過辯訴已經說動了沃德法官，可是，他隨時都可能再次改變看法。

過了大約30分鐘——這30分鐘就像30個鐘頭那麼難熬——沃德法官從辦公室里回到法庭，開始慢慢地念他的裁定：

雖說司法部長已經表示本案中牽涉到的事實,與本庭經常碰到的情況並無特別不同之處，本庭對此不敢茍同。圍繞本案而發表的文章、評論、新聞廣播並非我們熟悉常見的那種。本案將被受理，這將會在今天下午受到媒體強烈的關注。…

現在已經是星期五下午了，博格曼定於下星期二早晨10點整入獄。我們只有最後一個希望——去紐約聯邦地區法院試試。我在這個周末連軸轉地工作，準備好了要求法院下達人身保護令的請求書及暫緩執行入獄的申請書。我在星期一早晨4點完成了全部文件，在9點整來到紐約聯邦地區法院把它交給了文書處。

到10點鐘左右要求緊急推遲執行的申請已經準備完畢。在聯邦法院總是有一個隨時聽取緊急要求的法官，這一天當班的法官是羅伯特·沃德。

我走進沃德法官的法庭坐下，等待正在聽審的案子臨時休庭以便插進去提出申請。法官審理的是一樁錯綜複雜的經濟案件，當事人正在提出非常技術性的動議。法官看上去對此很不感興趣…

許多敘事接受者對於這種虛假的敘事空白就缺乏辨別能力：如《三國演義》第九十五回中，司馬懿就沒有識破諸葛亮所發送的一個演示敘事中虛假的敘事空白———空城計。馬謖大意失街亭之後，司馬懿率領十五萬大軍來打諸葛亮駐守的西城。而此時的西城內只有二千五百兵丁，一班文官，並無大將。眾位官員聽到這個消息後盡皆失色。…

有多少效果，我不知道。

別以為人到中年，就算完事。不。譬如登臨，人到中年像是攀躋到了最高峰。回頭看看，一串串的小夥子正在“頭也不回呀汗也不揩”的往上爬。再仔細看看，路上有好多塊絆腳石，曾把自己磕碰得鼻青臉腫，有好多處陷井，使自己做了若干年的井底蛙。回想從前，自己做過撲爐蛾，惹火焚身，自己做過撞窗戶紙的蒼蠅，一心想奔光明，結果落在粘蒼蠅的膠紙上！這種種景象的觀察，只有站在最高峰上才有可能。向前看，前面是下坡路，好走得多。 …

小時候，我是個胖嘟嘟的笨娃兒，走路搖搖晃晃，一不小心就跌跤。有一次，跨廚房門檻時跌倒了，我生氣地躺在地上不起來，尖起喉嚨喊：「媽媽，我跌跤了。」誰知媽媽竟連看也不看我一眼，只顧拿著鍋鏟炒菜。我越生氣越大聲地喊：「媽媽，您沒有看見我跌跤了嗎？」媽媽轉過臉來，慢吞吞地說：「跌跤了就爬起來嘛。」我說：「我膝蓋好疼啊！」媽媽笑了，越發慢條斯理地說：「你膝蓋是豆腐做的呀？」我說：「門檻太高，把我絆倒了，膝蓋都碰紫了呀。」媽媽不說話了，也不走過來扶我。在灶下添柴燒火的五叔婆說：「對呀，門檻太高，是門檻不好，把你絆倒了，快用拳頭捶門檻吧。」我握住小拳頭，正要捶門檻，媽媽放下鍋鏟，走過來大聲地說：「起來，是你自己不小心跌跤的，怎麼怨門檻。再賴著不起來，我就要打你了。」我嚇得一骨碌爬起來，噘著嘴，想哭又不敢哭，但也並不向五叔婆身邊跑，因為都是她叫我捶門檻，惹媽媽生氣的。 …

我曾於這一種大雪時晴的傍晚，和幾位朋友，跨上跛驢，出西直門上駱駝莊去過一夜。北平郊外的一片大雪地，無數枯樹林，以及西山隱隱現現的不少白峰頭，和時時吹來的幾陣雪樣的西北風，所給與人的印象，實在是深刻，偉大，神秘到了不可以言語來形容。直到了十餘年後的現在，我一想起當時的情景，還會得打一個寒顫而吐一口清氣，如同在釣魚臺溪旁立著的一瞬間一樣。…

瞧，我們的白晝是這般委屈，

夜晚呢又充滿恐懼，

在木然的白色的不安裏，

我們走向你，紅色的薔薇．

瑪麗亞，你一定得待我們溫柔，

因為我們是從你血液中出生，

而且僅僅只有你了解…

今年春節，我是在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小說世界中度過的，幾乎每天一本，連讀了七八本。波羅，馬普爾小姐，莊園，旅行，兇殺，封閉的空間，開放的時間，聳人聽聞的情節，撲朔迷離的案情，欲蓋彌彰的眼神，似是而非的供詞，錯綜複雜的關係，縝密的邏輯，精到的推理……如氣如霧，水生風起，構成了一個“華麗的世界”，讓我輕而易舉地打發了這個數十年不遇的寒冷、陰霾、災情頻傳的新春佳節。出於一種感謝，或者紀念，我想寫點兒關於克里斯蒂的東西。寫個書評也許是我最擅長的，但我放棄了。克里斯蒂的小說像個盛名的公園，往來者絡繹不絕，智者見智，仁者見仁。但總的說，萬變不離其宗，人們的感受最終似乎都差不多——殊途同歸：智力受到挑戰，好奇心得到滿足。換言之，這是一個名副其實的“主題公園”，主題詞不容置疑，贊不絕口的廣告詞也非妄言。有些東西只要承認或贊同就可以了，消解和重構都可能是畫蛇添足。我認定對克里斯蒂小說發言是吃力不討好的事，所以堅定地放棄了。…

我的心靈又感到了那種類似肉體被一隻纖纖之手觸碰的愉快，這種愉快在我目光的牽引下不斷長大、盈滿，很快覆蓋了我白天購書所得到的愉快。這很正常，畢竟那是一種沒有交流（因而不流動）的愉快，是僵死的愉快，不會長大，只會消耗。愛德華·紐頓給我的愉快像手和手握在了一起，榫頭和榫眼咬緊了牙關，並由此達到貫通，心和心相互映照。這種愉快像火焰，會燃燒，又像水滴，會匯聚、流動，長大。但是，這種愉快愈是在我內心盈滿的同時，我心中愈是有種憤懣在堆積。這也就是說，在我通過閱讀愈來愈領略、肯定愛德華·紐頓這個作家、這本書的魅力和價值的同時，我心中卻愈是有了一種不滿和憤怒。為什麽？因為我想到這本書在到我手之前，曾是那麽被人奚落，混雜在一群輕佻的貨色中，失魄、廉價、賤賣，就像一個老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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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披著滿身陽光，或者說陽光的手指印，回到我的過去中時，我發現，我的世界已發生了很多我喜歡的事情，其中之一就是我那本“天書”已有了中文本，而且據說翻譯得上好。當然要去買一本，但逛了幾家書店都說沒有。我想，這書可能早已落市，心里頭不免有些失落。這麽說來，在我出走期間，這個世界發生的事情真是有不少，人們把我想念的東西買空了，這也算得上是之一吧。 …

我是那些尋找藏書癖所愛書的人中間的一員——愛德華·紐頓 

幾年前，朋友從國外回來，見我寒酸的陋室，卻有幾櫥子沈甸甸的書，似乎有點打動他，由衷地誇了我一番，之餘，又炫耀地跟我講起了一個藏書家的故事，他的名字叫愛德華·紐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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