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明顯，特別檢察官海恩斯認為他的形像，比實現他在庭外協議中應許的承諾更重要。他支持這位新聞專家的意見，決定發表一篇公開聲明，對弗蘭克爾法官可能在判決中作的任何“從輕”處罰進行抨擊。雖然他明知這麼做會破壞他和博格曼的辯護律師達成的庭外協議，他仍然決意不預先通知對方他有意發表聲明。

聽證會完全證實了我們的懷疑。更有甚者，對弗蘭克爾判決進行抨擊，全然不是一種心血來潮的衝動，它是有計劃有預謀地用來維持特別檢察官“形像”，甚至以破壞庭外協議作代價也在所不惜。當戈特爾法官了解到這種預謀時評論道：“出現了一些始料不及的因素。

另外一個始料不及的因素是米利亞法官的態度。他否認曾讀過或聽說過特別檢察官海恩斯，關於弗蘭克爾法官判決的聲明。他的說法一下子使我們陷入困境。我們敢肯定他說的不是實話，因為在紐約市幾乎不可能有人沒讀過或沒聽說這篇聲明。可是參與此事的米利亞法官竟然聲稱對此一無所知。我們核查了事實，發現他那天晚上在紐約；他一般每晚必看電視新聞；他習慣閱讀《紐約法律報》和《紐約時報》。可是他堅持否認這些明擺著的事實。每個人都很熟悉特別檢察官的聲明，連戈特爾法官也承認這一點。在聽證進行當中有一次我提出由一個沒有讀過特別檢察官聲明的法官去給博格曼判刑，這時戈特爾法官插話說：“我看在全紐約州你也找不到一個一點兒也不知道〔特別檢察官聲明〕的法官。”我忍不住譏諷一句：“米利亞法官除外。”

要想對一個法官進行質證是相當困難的：律師根本不會這樣做；他們寧願假裝相信他的證詞是真的，也不願招惹法官證人或其他法官的妒恨。可是，眼前的麻煩比這還大，我們現在進行質證要用特別的手段，我們得讓他在證詞中來個180度的大轉彎：我們實際上是逼他承認他以前講的不是事實。但我們別無出路，他矢口否認自己曾說過的話已使我們陷入絕境。如果他真不知道特別檢察官的聲明，那麼盡管他的聲明可能十分不妥，也只能是一個“無關大局的小錯誤”，不可能對他的量刑起什麼作用。這樣我們必須全力以赴地對他進行質證，以使他改變證詞。

我們決定由我去完成這個困難重重的任務，雖然我在質證的經驗和技術方面比起利特曼差得很遠，但我推測利特曼和他的律師事務所，必須經常與紐約州的刑庭打交道，他們經常會碰到米利亞法官。除非有必要，他們當然不肯輕易把米利亞法官逼得太狠。而我大概永遠不會在法庭上與他相見，對我來說我的生計不會受到什麼影響。

我決定在質證過程中把他當作說謊的證人；我將不考慮該證人本人是個法官這個事實；我當然明白米利亞法官會指望我對他圓通些，可我認識到讓他措手不及可能會使他吐露真言。於是我一開始就用一種咄咄逼人的口氣進行盤問：

問：米利亞法官，你在判決前就已寫好判決時準備講話的全文了，包括加判1年徒刑這一句也是在你判決之前就已決定了的，這是不是事實？說“是”或“不是”。

答：不是

問：在作出判決當天之前，你早已擬好判決文的草稿，這是否是事實？

答：我倒是寫了一個——

問：是還是不是？

答：是。

問：可以給我們一份草稿的副本嗎？你現在有嗎？

答：我不知道。我看可能在——

問：請不要回答我沒問你的問題，法官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