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已經是星期五下午了，博格曼定於下星期二早晨10點整入獄。我們只有最後一個希望——去紐約聯邦地區法院試試。我在這個周末連軸轉地工作，準備好了要求法院下達人身保護令的請求書及暫緩執行入獄的申請書。我在星期一早晨4點完成了全部文件，在9點整來到紐約聯邦地區法院把它交給了文書處。

到10點鐘左右要求緊急推遲執行的申請已經準備完畢。在聯邦法院總是有一個隨時聽取緊急要求的法官，這一天當班的法官是羅伯特·沃德。

我走進沃德法官的法庭坐下，等待正在聽審的案子臨時休庭以便插進去提出申請。法官審理的是一樁錯綜複雜的經濟案件，當事人正在提出非常技術性的動議。法官看上去對此很不感興趣 。當法庭臨時休庭時，我走上前去，對他說我有一件要事須提出緊急請求。我一說出我的名字，沃德法官就迎上來，對我從劍橋長途跋涉光臨本庭表示歡迎。我當時感到又高興，又對他認識我並對我這麼熱乎感到有點兒不自在。他說，他的法庭對緊急請求總是敞開大門的，並問我手頭要緊急處理的是什麼案子。

“博格曼訴美利堅合眾國案，”我回答說，同時開始提出我的請求。

“博格曼！”沃德法官嚷道，“你是說伯納德·博格曼嗎？”

“正是，”我說，“伯納德·博格曼。”

這位法官看上去滿腔的怒火已無法按捺。“那家夥早該關進去了。你現在到聯邦法院來幹什麼？那是州法院的案子。你怎麼能用那個案子來打斷這里的訴訟程序。我現在正聽審的案子很重要，全國各地的律師都來了。”

我告訴這位法官，博格曼在不到24小時以後就要開始服刑了，這種情況按法律規定屬於“緊急情況”。

沃德法官打斷我的話頭：“博格曼坐牢就讓他坐去吧，我會在幾天後手頭這樁案子結束時再考慮他的請求。

“可是法官閣下，”我堅持說，“這里面牽涉到重大的憲法問題，如果被告開始實際上服刑這些問題就不存在了。”

這位法官無動於衷， “我的法庭對這種人不會給予特別考慮。大部分要求法庭下人身保護令的被告都是在監獄里提出來的，博格曼也應該這麼做。我對他這個人沒有一絲一毫的同情。”

這時我覺得法官最後一句話給我一個好機會，便提高聲音回敬道：

“我們不是到這兒來尋求同情的，我們也不是要求法庭給予特別考慮。問題恰恰是對博格曼沒有用通常的方法去對待。在本案中檢察官故意違反他在庭外協議中作出的承諾，可是紐約州法院甚至不敢觸及這個問題，連書面結論也不敢寫。這個案子給聯邦司法機構提出重大挑戰，看它是否有能力抵擋住新聞媒介和政客。我相信這個法庭對此會有明謀善斷。”

突然間這法官的腔調變了。沃德法官向我保證他對博格曼同情與否將不會影響到他的裁決，該案將由它的實體性內容決定。好像為了證明這一點，他開始對我們提出的法律問題表示讃許。他允許我細細闡述緊急申請中牽涉到的法律問題，然後傳來特別檢察官辦公室的一位律師，一個叫阿瑟·溫斯坦的小夥子，開始詢問特別檢察官在弗蘭克爾法官作出4個月徒刑判決之後的聲明內容：

沃德：我記得那位檢察官——紐約州特別檢察官發表了一些激烈的言論。

溫斯坦：他表達了對判刑太低的不滿，法官閣下。

沃德：這些言論是在州法院法官宣判之前就在新聞媒介上發表了嗎？

溫斯坦：是的。

沃德：你要為此辯護嗎？

溫斯坦：文字記錄中這些材料都沒有。

沃德：那好，我們現在就錄以備考，這些程序就是為了這個目的。

溫斯坦：法官閣下，我將盡我記憶所及加以回憶。我手頭沒有登有記者招待會的那張報紙。（德肖維茨先生把報紙遞給溫斯坦先生。）

溫斯坦：我現在拿到一張《紐約時報》。海恩斯先生在那里批評了弗蘭克爾法官的判決。

沃德：還有一件事我要白紙黑字地載入記錄。他隨後到州法院去說了些什麼？

溫斯坦：他建議，不管你——你們法官判什麼刑,都應與聯邦法院判決的刑期同時執行。

沃德：他臉上表情顯示出他就是這個意思嗎？

溫斯坦：法官閣下，我當時不在場。我不知道他當時的臉部表情是什麼樣。

沃德：律師，問題很簡單：你們是否達成了庭外協議？如果達成了，你們是否履行了協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