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爾特·曼斯菲爾德法官和亨利·弗蘭德利法官，在我還沒走到講臺之前就開始對我的論據猛烈開火。這種攻擊有時就像是針對我個人，因為我接受了博格曼的委托為他辯護；我覺得好像我個人是這次上訴的目標，這些法官們幾乎沒有對特別檢察官有隻言片語的批評，而戈特爾法官已經認定，他的行為既不合時宜又是非法的。離開法院時我們大失所望，但也很疑惑為什麼有了戈特爾法官的事實裁定和最高法院的例判，上訴法院竟然還是否決我們的論點。

結論在1977年聖誕節前夕下達——三位法官一致裁決博格曼敗訴。這篇裁決書是弗蘭德利法官的手筆，這種結論竟出自他之手令人驚愕不止，摩掌嘆息。弗蘭德利法官是個極拘泥於程序細節的人。他對上訴法院不能用自己認定的事實，取代地區法院認定的事實這個規矩十分認真。上訴法院對博格曼案的裁決卻完全不考慮戈特爾法官認定的事實！

弗蘭德利法官的裁決完全不提戈特爾法官的結論——精心策劃向記者發表聲明既不合時宜、不道德而且是非法的；相反，弗蘭德利想給人一種印像：正是博格曼要求上訴法院駁回，地區法院認為向記者發表的聲明是無可非議的結論；他也沒有提到戈特爾法官關於特別檢察官對米利亞法官的當堂判刑建議，“沒有遵守庭外協議的具體規定”；這位法官拿不出任何根據就信口做出“毋庸置疑，海恩斯遵照他承諾的義務作了判刑建議”的結論。法官用“毋庸置疑”或“眾所周知”這樣的套話來抹殺律師反復強調的論點是最陰險的蒙騙行為，是最為律師們所不齒的自我作踐。我們從來就沒有認可或承認他的那些話。

我們一直在爭辯，戈特爾法官也同意的是，特別檢察官“沒有提出他在庭外協議中答應的那種建議”。現在弗蘭德利法官不僅僅是反駁我們的論點，他不僅僅是對戈特爾法官的結論提出質疑，他還假裝我們已承認了我們正在極力反駁的東西。

結論中餘下的部分就不難想像了。法庭認為海恩斯對記者的聲明無可指摘，他不情願地提出的判刑建議也合情合理。庭外協議不能僅僅因為“在檢察官的判刑建議中缺乏恰當的熱忱”就說庭外協議受到侵犯。檢察官提出不情願的建議是無可指摘的，“除非他的面部表情或說話的口氣，使法官感到他本意是讓法官不要接受這個建議。”

這里用上了最後一個“除非”，對照著本案的全部記錄就可以看出點眉目來。每個人都很清楚（戈特爾法官在聽證時曾重復提出），事實上特別檢察官寧願他的建議不被采納。他不需要通過悄然無聲的“面部表情”或說話的“口氣”來傳達他的真意，他早已通過對記者發表的聲明直接說出來了。可是，因為特別檢察官在法庭上並沒有什麼特別的表情，對記者發表的聲明就不能傳達給量刑法官“不要當真接受他的建議

法庭認定“特別檢察官未違反庭外協議條款”，博格曼必須按照紐約州判決入獄服刑1年。

我們提出重新審查的動議，這又引來新聞界一陣排山倒海般的怒潮：“博格曼簡直是在耍弄美國司法制度，就像玩電子遊戲機一樣，他現在還無所顧忌，”傑克·紐費爾特抱怨道。紐費爾特還對我本人進行人身攻擊，因為我竭盡全力通過一切司法渠道為我的委托人排憂解難。

當我們所有努力失敗的最後一刻，那天是1978年2月6日，博格曼被帶到雷克斯島的監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