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斐德(Fred Wakeman)教授退休的紀念活動早在一年前就開始籌劃。從今年年初起，我和他的學生葉文心教授及助手在網上書信往來頻繁。在線性時間的進程中，必有一般人難以想像的複雜性：魏斐德本人體內酒精含量不斷上升，教授夫人的情緒隨之波動；權力真空所帶來危險的寂靜，幕後學院政治運作的種種變數；助手秘書們的未來出路，在讀的博士生本科生的普遍焦慮。更何況魏斐德在伯克利執教四十年，自立門派，弟子無數，誰來接替掌門人的位置？這多少有如一個王朝的結束，牽動多少人心。

我5月3日從紐約匆匆趕回加州，第二天開車前往伯克利，住進校園內的“女教職員俱樂部”。這維多利亞式木結構的小旅館隱藏在樹叢中。…

所有病房首先讓我想到的是冰窖，連護士的動作都變得遲緩，好像也準備一起進入冬眠。一見馮伯伯平躺著的姿勢，心就往下一沈，那是任人擺布的姿勢。聽說他已中風七次，這是第八次。是什麼力量使他出生入死而無所畏懼？黃阿姨撫摸著馮伯伯的額頭，親昵地呼喚：“二哥，我來了。”馮伯伯慢吞吞睜開眼，目光癡呆，漸漸有了一點兒生氣，好像從寒冬中蘇醒。就在這時候他看見了我，先是一楞。我俯向床頭，叫了聲“馮伯伯”。他突然像孩子一樣大哭起來，這下把我嚇壞了，生怕再引起中風，慌忙退出他的視野。周圍的人紛紛勸慰他，而他嚎哭不止，撕心裂肺。他從床單下露出來的赤腳，那麼孤立無援。

我們在病房總共呆了十分鐘，就離開了。我知道這就是永別——今生今世。在門口，我最後回望了他一眼，默默為他祈禱。…

我想起瑞典詩人特朗斯特羅默的詩句：“我受雇於一個偉大的記憶。”記憶有如迷宮，打開一道門就會出現另一道門。說實話，關於為《今天》命名的這一重要細節早讓我忘掉了。有一天我在網上閑逛，偶然看到馮伯伯握煙斗的照片，觸目驚心，讓我聯想到人生中的此刻。我們每個人都生活在此刻，而這個此刻的門檻在不斷移動。說到底，個人的此刻也許微不足道，但在某一點上，若與歷史契機接通，就像短路一樣閃出火花。我昨天去超市買菜，把車停好，腳落在地上，然後一步一步走動，突然想到27年前的這一幕：the moment。是啊，我多想看清馮伯伯那沈在煙霧中的表情。

恰好就在此刻，馮伯伯和他的朋友們正籌劃另一份雜誌《讀書》。這份雜誌對今後幾十年中國文化所產生的深遠影響，應該怎麼說都不過分。盡管《讀書》和《今天》走過的道路不同，但它們卻來自同一歷史轉折點。…

郭沫若戲稱的“二流堂”，不過是個文人相聚的沙龍而已。同是天涯淪落人，杯光斛錯，一時多少豪情！但只要想想暗中那些“到死也不能講”的事，為杯中酒留下多少陰影。既然堂中無大哥，這仗義疏財的“馮二哥”自然成了頭頭，再加上“到死也不能講”的事，趕上文革，可如何是好？他必然要經歷革命邏輯及其所有悖論的考驗。他回憶道：“文革時我最初也想不通。一周之間，牙齒全部動搖，就醫結果，十天之內，拔盡了上下牙齒，成為‘無齒’之徒。”…

在我印象中，馮伯伯是個不善表達感情的人。沒想到他在這篇短文中竟如此感傷，通過一幅畫寫盡人世的滄桑。一個記者前幾年采訪馮伯伯。據他記載，他最後問道：“你能簡單地用幾句話總結你的一生嗎？”馮亦代沈沈地說：“用不了幾句話，用一個字就夠了——難。”末了，老人突然愴然淚下，不停地抽泣。

我們不妨細讀這篇段短文中的一段：“解放了，我到北京工作，這幅畫卻沒有帶來；總覺得這幅畫面與當時四周的氣氛不相合拍似的。因為解放了，周圍已沒有落寞之感，一切都沈浸在節日的歡樂之中。但是曾幾何時，我又懷戀起這幅畫來了。似乎人就像是這束向日葵，即使在落日的餘暉里，都拼命要抓住這逐漸遠去的夕陽。”這種內心的轉折，反映了知識分子與革命的複雜關係。…

記得我當時試著翻譯毛姆的《人性枷鎖》的第一章。有個英文詞egg-top，指的是英國人吃煮雞蛋時敲開外殼挖下頂端的那部分。我譯成“雞蛋頭”，又覺得莫名其妙，於是找馮伯伯商量，他也覺得莫名其妙。他說，飲食文化中很多地方是不可譯的。我們討論一番，還是保留了莫名其妙的“雞蛋頭”。

說實話，我用這麼簡單的問題去糾纏一個老翻譯家，純粹是找借口。他們家最吸引我的是文革中幸存下來的書，特別是外國文學作品。那些書名我都忘了，只記得有一本馮伯伯譯的海明威的《第五縱隊》，再現了海明威那電報式的文體，無疑是中國現代翻譯的經典之作。他自己也對《第五縱隊》的翻譯最滿意。在一次訪談中，他說：“你想一次翻譯成功不行，總是改了又改，出了書，再版時還要改，我譯的海明威的戲劇《第五縱隊》，我推倒重來了五、六次，現在還得修改，但現在我已沒力氣改了。因此，我曾苦惱、氣餒，想改行，可翻譯是我的愛好……”…

一

1976年10月上旬某個晚上，約摸十點多鐘，我出家門，下樓，行百餘步，到一號樓上二層左拐，敲響121室。馮伯伯先探出頭來，再退身開門，原來正光著膀子。他揮揮手中的毛巾，說：“來。”於是我尾隨他到廚房。他背對我，用毛巾在臉盆汲水，擦拭上身。那時北京絕大多數人家都沒有條件洗澡。馮伯伯那年63歲，已發福，背部贅肉下垂，但還算壯實。他對拉著毛巾搓背，留下紅印。正當他洗得酣暢，我突然說：“四人幫被抓起來了。”只見他身體僵住，背部一陣抽動。他慢慢轉過身來，緊緊盯著我，問：“真的？”我點點頭。“什麼時候？”“就前兩天。”他相信了我的話，把毛巾扔進臉盆，和我一起來到客廳。我們話不多，語言似乎變得並不重要。他若有所思，嘴張開，但並非笑容。…

兩年前以《失敗之書》、《時間的玫瑰》重回人們視野的詩人北島新作《青燈》，由江蘇文藝出版社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中旬出版，散文集收錄了他剛完成的十七篇作品，第一部分是憶念，主角是熊秉明、蔡其矯、魏斐德、馮亦代等故人，青燈素帳，燭影惶惶；第二部分則是遊歷，足跡遍及世界各地，作者在漂泊中懷揣著家園。

現任教於加利福尼亞州戴維斯大學的北島低調地生活與寫作。據說，北島最先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提名的不是因為他的詩，而是他的散文與小說。這本書似乎可以印證這種說法，書中充溢的是對人性最深刻的洞察以及對整個人間世的大悲憫，這是一種接近神性的光。責任編輯表示，對於北島來說：母語是他的劍，然後變成了他的盾牌、他的密封艙。他在流亡中與語言之間那種隱私的、親密的關係，變成了命運。他是命運之子，他站在世界的高度回報了自己的母語。他在時間深處點燃了一盞《青燈》：…

沒有比“懷才不遇”更讓青年人焦慮不安的了，也沒有比“懷才不遇”更讓青年人憤世嫉俗的了。想從這方面自我寬慰一下不容易，從屈原開始，誰不是自己看自己，“芳菲菲其彌章”，愈看愈順眼？誰不是像杜甫一樣，估量自己十分“挺出”，應該立刻登上“要津”才對？…

我經常開車去懷柔或十三陵水庫度周末。一般我會停好車，然後走路。我遇到了她，朝她偏偏頭，讓她跟著我。她卻停了停，似乎在猶豫，但沒一會兒就與我並肩而行。

她個子並不高，梳了一條辮子，身上的白絲綢裙子皺巴巴，被刮破了，手臂上也有兩道淺淺的傷痕，已結痂了。她和我走在樹叢中那條似有似無的小徑，車道遠遠地拋在身後。

空氣很清新，她說一個人活著沒勁，真害怕他不在身邊，現在必須找到他。她的話似乎沒完。

“他說他愛我。”她說。…

類似的表述如賀椿壽《古碑保障說》曰：“余竊嘆槐樹之古跡，其關乎民族紀念，以保障我邑人者，甚重且巨。”柳容《增廣山右洪洞大槐樹誌序》感嘆：“於戲！現值大同世界，一本散為萬殊，四海皆是同胞。民族合群，共同奮鬥，異族罔敢侵略，同種日躋富強。遐邇交稱曰：古大槐樹關係種族，楊國爭光，晉乘生色。”大槐樹已經不再只是山西移民的家園象征，而成為在現代化進程中凝聚整個中華民族的象征，它的意義被提升到團結民族、抵禦外侮的高度，成為現代民族主義話語（nationalist discourse）中的一個組成部分。

對此，當時已有人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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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初移民的浪潮中，軍戶的遷移占有相當大的比重，這在安介生的《山西移民史》中已得到注意。但是，如果自稱來自洪洞的移民並不可能全部是那里的土著，如果我們也沒有可靠的證據證明朝廷在洪洞設立了各地移民的中轉站，但又必須對這種說法給出解釋的話，筆者認為這可能與明初對軍戶的安置有關係，而洪洞則在衛所軍戶分遣四方、特別是在北部邊防地區實行屯墾的過程中扮演過重要角色。 

不過我們還是不能理解人們為什麼對大槐樹或者老鸛窩這些虛構的地名情有獨鐘。按照歷史人類學家的看法，歷史人類學中有兩大類別，一是歷史民族誌，即利用檔案資料和當地的口述史資料，研究過去如何導致現在，或進行對過去的歷時性和共時性研究；二是所謂對歷史的人類學研究（anthropology of…

也有一些傳說並不把陜西大槐樹移民與明初史事聯系起來。有一則《南召人老家在大槐樹下》的故事：“據老年人說，李闖王造反時大本營就駐紮在洛南山區。經過連年戰亂，八百里伏牛山被糟蹋得路斷人稀，路上扔錢也沒人拾。 

到了清朝初期，官府就決定從山西洪洞線一帶往伏牛山區移民，均一均人口。”(38) 另一則《大槐樹底下的人》也說：“闖王打不勝，又走了。滿清兵在這一帶見人就殺，弄得路斷人稀。後來滿清人坐了朝，天下太平了。聽說南陽的地恁好沒人種，怪可惜，朝廷就下了道聖旨，叫山西洪洞縣的人往河南遷，推的推，躲的躲，官家幹氣沒有門兒。”(39)…

在以明初為背景的傳說中，《劉伯溫建北京城》的故事里有這樣的情節：為了選擇北京城址，劉伯溫請徐達向北射上一箭，箭落在哪兒，就在哪兒修建京城。徐達在南京殿外向北方射了一箭，一直射到北京的南苑，這里的八家財主害怕自己的土地、房產被占，又轉手向北射去，射到後來的後門橋，於是便以此為中心建造北京城。(30) 另一個故事叫《長陵一花槍》，說朱棣奉命北征，當時的幽燕之地為北方民族占據，朱棣便向對手要一箭之地，作為交戰的地盤，對方首領以為一箭之地不會有多遠，便點頭答應。不料朱棣拿出劉伯溫送他的一支箭，射出去後連影兒都看不見了，嚇得對方連忙退兵。(31) 二者以射箭為獲利手段的情節基本一致。(32) …

其中已經提到“舊槐里”一詞，大槐樹在此時已為遷民故里的象征無疑。據同書卷18《雜記誌》：“邑山長祁宿藻，字幼章，壽陽人，由翰林檢討官至江寧布政，相國文端公同母弟也。道光年嘗主玉峰書院講席。文端曾寄以詩雲：蓮花好城郭，槐樹舊村墟。至今人猶傳誦之，蓋以邑為蓮花城，並大槐樹古跡而言也。山長自署老籍亦洪洞。”（第16頁上）(28) 這與目前所見較早明確提到大槐樹的族譜或碑文年代左近。其實清朝乾嘉時期著名的史地專家、祁宿藻之父、山西壽陽人祁韻士的《萬里行程記》記載：“余始祖河東公，本大槐樹下人，明初遷居壽陽”。(29)…

有幾個相關的問題可以一提。 

第一，據該書記載：“相傳舊無城，至明正統十有四年，始奉文創築土城。”據說新修的這座城還非常簡陋。如果是這樣的話，在傳說發生遷民的明初，這里還是個四周沒有城墻的地方，只是到了發生“土木之變”那一年，才開始修築簡易的城墻。我們很難想像明政府如何在這里設立什麼機構，或者派駐軍隊來實施有組織的移民活動。(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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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感到，族譜中雖大量提及洪洞遷民之事，而且言之鑿鑿，但其中疑點很多，很難被視為有力的證據。特別是在這些族譜中，還將我們前面曾舉到的某些傳說故事寫入，作為家族歷史留傳，族譜這樣的書面文本又成為口述傳說的載體，共同夯實和傳遞關於祖先的歷史記憶。 

如河南偃師緱氏鎮崔河的《崔氏家譜》中提到洪武年間，河南“遭受紅雨，人畜傷亡，人煙稀少”，於是從山西長子縣遷來。這實際上是與關於“紅蟲”的傳說相同的隱喻。關於官府把百姓騙到洪洞集合，然後強迫遷移的說法在族譜里也很常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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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族譜在不斷的重修中逐漸變化或豐富，其中的原因可能是非常複雜的。如河南濮陽市胡村有一明弘治十五年（1502）三月的《細城崗任氏先隴記》，其中說“仆家世大同，因兵燹後徙居今郡治之東南細城村”，濮陽縣習城鄉也有同樣的碑記。但到後世所修的濮陽市西郭寨《任氏族譜序》中，內容就變成：“明洪武年間，因兵亂，吾先祖仲康、仲熙、仲和三兄弟自山西大同、平陽，經洪洞（後缺字——引者）東遷……至今六百餘年，現有五世祖孟旸於弘治十五年給始祖立石為證。”弘治十五年碑文中既無時間，又未提到洪洞，怎麼能為這些新增的內容作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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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河北、河南、山東等省存留的族譜中，記載其祖先遷自山西洪洞的的確不計其數。據署明嘉靖七年（1528）修的河南長垣縣西了墻村《王氏家譜》中說：“諱實，晉之洪洞縣大王莊人也。洪武定鼎之初遷居長垣縣合陽里西了墻村。我二世伯祖諱剛，憐弟幼弱，因從遷焉。剛祖於洪武十八年投滎陽侯楊大人帳下效用，因屢戰有功，封世襲德（疑缺字——引者）將軍，錦衣正千戶。”(17) 而在河南洛陽市棘針莊《王氏墓碑》中，有署順治九年（1652）三月一位“明末進士”的碑文，也說“洛東西凹王氏乃三槐之裔派也，本出自山西洪洞大王莊之支。先祖諱槐閣，字多闕，行三”，都出自同一村莊。盡管還不能找到洪洞有“大王莊”這個地名，碑文和族譜中也還有許多疑點，但可以肯定自明代就有了洪洞移民的說法，“槐樹”的痕跡也出現了。 …

在各地流傳最廣的還有腳趾甲復形、背手、解手的傳說。官兵強迫聚集在大槐樹下的人們登記，每登記一個，就讓被遷的人脫掉鞋，用刀子在每只腳小趾上砍一刀作為記號，以防逃跑。官兵強迫百姓登記後，為防止逃跑，把他們反綁起來，然後用一根繩聯結起來，押解著移民上路。由於移民的手臂長時間捆著，胳膊逐漸麻木，不久，也就習慣了，以後遷民大多喜歡背著手走路，其後裔也沿襲了這種習慣。在押解過程中，由於長途跋涉路上就經常有人要小便，只好向官兵報告：“老爺，請解手，我要小便。”次數多了，這種口頭的請求也趨於簡單化，只要說聲：“老爺，我解手。”就都明白是要小便，此後，“解手”便成了小便的代名詞。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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