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島·聽風樓記——懷念馮亦代伯伯(4)

郭沫若戲稱的“二流堂”,不過是個文人相聚的沙龍而已。同是天涯淪落人,杯光斛錯,一時多少豪情!但只要想想暗中那些“到死也不能講”的事,為杯中酒留下多少陰影。既然堂中無大哥,這仗義疏財的“馮二哥”自然成了頭頭,再加上“到死也不能講”的事,趕上文革,可如何是好?他必然要經歷革命邏輯及其所有悖論的考驗。他回憶道:“文革時我最初也想不通。一周之間,牙齒全部動搖,就醫結果,十天之內,拔盡了上下牙齒,成為‘無齒’之徒。”

一個人首先要看他是怎麼起步的,這幾乎決定了他的一生。馮伯伯當年也是個文學青年,居然也寫過新詩。說起文學生涯的開端,他總是提到戴望舒。1938年2月,他在香港《星島日報》編輯部認識戴望舒。戴望舒對他說:“你的稿子我都看過了。你的散文還可以,譯文也可以,你該把海明威的那篇小說譯完,不過你寫的詩大部分是模仿的,沒有新意,不是從古典作品里來的,便是從外國來的,也有從我這兒來的。我說句直率的話,你成不了詩人。但是你的散文倒有些詩意。”




七十年代末,聽風樓終於裝上了電話,那是個現代化的信號,忙的信號,開放與拒絕的信號。馮伯伯從此成了大忙人,社會活動越來越多。我再按往日的習慣去敲門,往往撲空,只能跟馮媽媽拉拉家常。

《世界文學》要復刊了,這就等於給一棵眼見著快蔫了的植物找到了花盆。馮伯伯喜形於色,鄭重宣布《世界文學》請他翻譯一篇毛姆的中篇小說,發在復刊號上。但畢竟手藝生疏了,得意之餘又有點兒含糊。他最後想出個高招,請一幫文學青年前來助陣,也包括我。他向我們朗讀剛譯好的初稿,請大家逐字逐句發表意見,為了讓譯文更順暢更口語化。一連好幾個周末,我們聚在馮伯伯的狹小的客廳里,歡聲笑語,好像過節一樣。我們常為某個詞爭得臉紅脖子粗,馮媽媽握著放大鏡對準大詞典,幫他鎖定確切的含義。最後當然由馮伯伯拍板,只見他抽煙斗望著天花板,沈吟良久,最後說:“讓我再想想。”


像馮伯伯這樣的大翻譯家,居然在自己的領地如履薄冰。他常被一個詞卡住而苦惱數日,最終頓悟有如天助一般,讓他欣喜若狂。再看看如今那些批量生產的商業化文學翻譯產品,就氣不打一處來。

而馮伯伯在百忙中並沒忘掉我,他把我介紹給籌建大百科全書出版社的閻明復。我參加了翻譯資格考試,居然考中了,但最終還是沒調成。隨後他又把我介紹到剛復刊的《新觀察》雜誌社,試用了一陣,我成了文藝組的編輯。


1978年12月下旬某個下午,我匆匆趕到聽風樓,馮伯伯剛好在家。我拿出即將問世的《今天》創刊號封面,問他“今天”這個詞的英譯。他兩眼放光,猛嘬煙斗,一時看不清他的臉。他不同意我把“今天”譯成TODAY,認為太一般。他找來英漢大詞典,再和馮媽媽商量,建議我譯成The Moment,意思是此刻、當今。我沒想到馮伯伯比我們更有緊迫感,更注重歷史的轉折時刻。於是在《今天》創刊號封面上出現的是馮伯伯對時間的闡釋:The Mo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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