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戲稱的“二流堂”，不過是個文人相聚的沙龍而已。同是天涯淪落人，杯光斛錯，一時多少豪情！但只要想想暗中那些“到死也不能講”的事，為杯中酒留下多少陰影。既然堂中無大哥，這仗義疏財的“馮二哥”自然成了頭頭，再加上“到死也不能講”的事，趕上文革，可如何是好？他必然要經歷革命邏輯及其所有悖論的考驗。他回憶道：“文革時我最初也想不通。一周之間，牙齒全部動搖，就醫結果，十天之內，拔盡了上下牙齒，成為‘無齒’之徒。”

一個人首先要看他是怎麼起步的，這幾乎決定了他的一生。馮伯伯當年也是個文學青年，居然也寫過新詩。說起文學生涯的開端，他總是提到戴望舒。1938年2月，他在香港《星島日報》編輯部認識戴望舒。戴望舒對他說：“你的稿子我都看過了。你的散文還可以，譯文也可以，你該把海明威的那篇小說譯完，不過你寫的詩大部分是模仿的，沒有新意，不是從古典作品里來的，便是從外國來的，也有從我這兒來的。我說句直率的話，你成不了詩人。但是你的散文倒有些詩意。”

三

七十年代末，聽風樓終於裝上了電話，那是個現代化的信號，忙的信號，開放與拒絕的信號。馮伯伯從此成了大忙人，社會活動越來越多。我再按往日的習慣去敲門，往往撲空，只能跟馮媽媽拉拉家常。

《世界文學》要復刊了，這就等於給一棵眼見著快蔫了的植物找到了花盆。馮伯伯喜形於色，鄭重宣布《世界文學》請他翻譯一篇毛姆的中篇小說，發在復刊號上。但畢竟手藝生疏了，得意之餘又有點兒含糊。他最後想出個高招，請一幫文學青年前來助陣，也包括我。他向我們朗讀剛譯好的初稿，請大家逐字逐句發表意見，為了讓譯文更順暢更口語化。一連好幾個周末，我們聚在馮伯伯的狹小的客廳里，歡聲笑語，好像過節一樣。我們常為某個詞爭得臉紅脖子粗，馮媽媽握著放大鏡對準大詞典，幫他鎖定確切的含義。最後當然由馮伯伯拍板，只見他抽煙斗望著天花板，沈吟良久，最後說：“讓我再想想。”

像馮伯伯這樣的大翻譯家，居然在自己的領地如履薄冰。他常被一個詞卡住而苦惱數日，最終頓悟有如天助一般，讓他欣喜若狂。再看看如今那些批量生產的商業化文學翻譯產品，就氣不打一處來。

而馮伯伯在百忙中並沒忘掉我，他把我介紹給籌建大百科全書出版社的閻明復。我參加了翻譯資格考試，居然考中了，但最終還是沒調成。隨後他又把我介紹到剛復刊的《新觀察》雜誌社，試用了一陣，我成了文藝組的編輯。

1978年12月下旬某個下午，我匆匆趕到聽風樓，馮伯伯剛好在家。我拿出即將問世的《今天》創刊號封面，問他“今天”這個詞的英譯。他兩眼放光，猛嘬煙斗，一時看不清他的臉。他不同意我把“今天”譯成TODAY，認為太一般。他找來英漢大詞典，再和馮媽媽商量，建議我譯成The Moment，意思是此刻、當今。我沒想到馮伯伯比我們更有緊迫感，更注重歷史的轉折時刻。於是在《今天》創刊號封面上出現的是馮伯伯對時間的闡釋：The Mo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