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初移民的浪潮中，軍戶的遷移占有相當大的比重，這在安介生的《山西移民史》中已得到注意。但是，如果自稱來自洪洞的移民並不可能全部是那里的土著，如果我們也沒有可靠的證據證明朝廷在洪洞設立了各地移民的中轉站，但又必須對這種說法給出解釋的話，筆者認為這可能與明初對軍戶的安置有關係，而洪洞則在衛所軍戶分遣四方、特別是在北部邊防地區實行屯墾的過程中扮演過重要角色。 

不過我們還是不能理解人們為什麼對大槐樹或者老鸛窩這些虛構的地名情有獨鐘。按照歷史人類學家的看法，歷史人類學中有兩大類別，一是歷史民族誌，即利用檔案資料和當地的口述史資料，研究過去如何導致現在，或進行對過去的歷時性和共時性研究；二是所謂對歷史的人類學研究（anthropology of history），即集中注意特定族群“藉以擬想、創造和再造他的過去，以至把過去和他們身處的現在聯接在一起的各種方法和文化理路”，其中既研究過去的建構如何用來解釋現在，也研究過去是如何在現在被創造出來的。“這樣的人類學幾乎沒有制造‘客觀’歷史的企圖，相反地，它感興趣的是人們對過去知道和記得些什麼，如何記得，又為什麼要記得，以及人們如何解釋過去並和現在聯接在一起”。(40)

就本文而言，基本上是沿著後者的路向，因為本文並不試圖再進一步證明許多自稱來自洪洞的移民，其實是本地的土著或來自其他地方，也不試圖糾纏於考證是否在歷史上的某個時期，是否有大批移民從洪洞或經由洪洞去到各地，(41) 而是試圖通過分析大槐樹、老鴰（鸛）窩之類象征的創造過程，去理解這些北方移民是如何建構自己的歷史的。它的指向的確不在於移民史的真相，而在於移民心態史的真相。在這個意義上說，本文是歷史學研究；而心態的建構本身又是文化的建構，文化把一個族群的歷史與現實勾連起來，同時也把族群建構起來，因此本文又有人類學的意義。說得通俗一點，“人類學者一向比社會學者和歷史學者對於歷史意義的重要性更為敏感。和‘什麼事實際上發生過’同樣重要的，是‘人們以為發生過什麼樣的事’，以及他們視它有多麼重要的”。(42)

讓我們回到對大槐樹的討論上來。

民國之初，曾在清末任山東觀城、茌平等縣典史的洪洞賈村人景大啟卸任回鄉做幕，向一些商人、士紳募得390多兩銀，在所謂古大槐樹處樹碑建坊。據他自己說是由於樹和寺均已不存，“第恐年代愈遠，稽考無從，亟思所以表彰之”。(43) 但據同時人的記載，似乎直接的原因是辛亥革命時“盧協統督師南下”，軍隊到洪洞時，因為這里相傳是自己的祖籍，因此“城郭安堵”，“於是洪人感大槐蔭庇無窮，仍醵資建設牌坊、亭榭於其側”。(44) 這種做法本來極類似於對地方神靈庇佑百姓的一種報答，或者就是塑造神靈權威的一種做法，但是當時人卻把它與民族—國家（nation-state）的現代構建聯系起來。民國6年《洪洞縣誌》中有一篇賀柏壽撰寫的《重修古大槐樹處記》，其中說道： 

自來名勝古跡，率以帝王將相所發祥，高人逸士所隱跡，遺後人勒石記載……然此為續文獻之征，而非民族之系也。方今民國肇造，社會主義播騰寰區，凡有關民族發達之原者，允宜及時表章，藉識人群進化之由，俾免數典忘祖之誚。然則吾邑古大槐樹處之待於揭櫫者，故不重哉！……蓋爾時洪地殷繁，每有遷移，其民必與，而實以大槐樹處為會萃之所，宜乎生齒蕃盛，流澤孔長，後世子孫，聞其地而眷懷鄉井者，種族之念為之也。(45)

(40) 《中國民間故事集成·河南社旗縣卷》，第25—31頁。

(41) 可參見曹樹基在《中國移民史》第5卷中的相關研究。

(42) 克拉克：《歷史人類學、歷史社會學與近代歐洲的形成》，載瑪麗蓮·西佛曼、P.H.格里福編：《走進歷史田野——歷史人類學的愛爾蘭史個案研究》，賈士蘅譯，臺北：麥田出版公司，1999年，第386頁。

(43) 景大啟：《重修大槐樹古跡碑記》。

(44) 賀椿壽：《古碑保障說》、陳鳳標：《槐址碑記》等。

(45) 參見該書卷16《藝文誌中》，第45頁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