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島·聽風樓記——懷念馮亦代伯伯(1)


1976年10月上旬某個晚上,約摸十點多鐘,我出家門,下樓,行百餘步,到一號樓上二層左拐,敲響121室。馮伯伯先探出頭來,再退身開門,原來正光著膀子。他揮揮手中的毛巾,說:“來。”於是我尾隨他到廚房。他背對我,用毛巾在臉盆汲水,擦拭上身。那時北京絕大多數人家都沒有條件洗澡。馮伯伯那年63歲,已發福,背部贅肉下垂,但還算壯實。他對拉著毛巾搓背,留下紅印。正當他洗得酣暢,我突然說:“四人幫被抓起來了。”只見他身體僵住,背部一陣抽動。他慢慢轉過身來,緊緊盯著我,問:“真的?”我點點頭。“什麼時候?”“就前兩天。”他相信了我的話,把毛巾扔進臉盆,和我一起來到客廳。我們話不多,語言似乎變得並不重要。他若有所思,嘴張開,但並非笑容。

當我聽到馮伯伯去世的消息,最初的反應是麻木的,像一個被凍僵了的人在記憶的火邊慢慢緩過來;我首先想起的,就是三十年前這一幕,清晰可辨,似乎只要我再敲那扇門,一切就可以重新開始。


我和馮伯伯住在同一個民主黨派的宿舍大院——三不老胡同1號,那曾是鄭和的宅邸。後來不知怎地,在囫圇吞棗的北京話中,“三寶老爺”演變成了“三不老”。我們院的變遷,就如同中國現代史的一個旋轉舞臺,讓人眼暈:剛搬進去時還有假山,後來拆走推平了,建小高爐煉鋼鐵,蓋食堂吃大鍋飯;到了文革,挖地三尺,成了防空洞;改革開放又填實,立起新樓。

我和馮伯伯應該是73年以後認識的,即他隨下放大軍回到北京不久。我那時跟著收音機學英語,通過我父親介紹,結識了這位翻譯界的老前輩。那時都沒有電話。一個匱乏時代的好處是,人與人交往很簡單——敲門應聲,無繁文縟節。再說民主黨派全歇菜了,翻譯刊物也關張了,馮伯伯成了大閑人,百無一用;他為人又隨和,喜歡跟年輕人交往。於是我利用時代優勢,闖進馮伯伯的生活。


要說這“聽風樓”,不高,僅丈餘;不大,一室一廳而已。我從未入室,熟悉的只是那廳,會客、讀書、寫字、用餐、養花等多功能兼備。一進門,我就近坐在門旁小沙發上。一個小書架橫在那里,為了把空間隔開,也給窺視者帶來視覺障礙。馮伯伯往往坐對面的小沙發,即主人的位置。此房坐南朝北把著樓角,想必冬天西北風肆虐,鬼哭狼嚎一般,故得名“聽風樓”。若引申,恐怕還有另一層含義:聽人世間那兇險莫測的狂風。

馮伯伯學的是工商管理,即現在最時髦的MBA。他在上海滬江大學上二年級時結識鄭安娜。當時英文劇社正上演莎士比亞的《仲夏夜之夢》,他一眼就看中了臺上的鄭安娜。他們於1938年成婚。他說:“和一個英文天才結婚,不搞翻譯才怪。”


待我見到鄭媽媽時,她已是個和藹可親的小老太太了。每次幾乎都是她來開門,向客廳里的馮伯伯通報。讓我至今記憶猶新的是,她總是系圍裙戴袖套,忙忙碌碌,好像有幹不完的家務事。她從老花鏡上邊看人,用老花鏡外加放大鏡看書看世界。她在幹校患急性青光眼,未能得到及時治療,結果一隻眼瞎了,另一隻眼也剩下微弱視力。我一直管她叫“馮媽媽”。她輕聲細語,為人爽快;偶爾也抱怨,但止於一聲嘆息。她是由宋慶齡推薦給周恩來的,在全國總工會當翻譯。她就像本活字典一樣,馮伯伯在翻譯中遇到疑難總是問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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