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島·聽風樓記——懷念馮亦代伯伯(5)

我想起瑞典詩人特朗斯特羅默的詩句:“我受雇於一個偉大的記憶。”記憶有如迷宮,打開一道門就會出現另一道門。說實話,關於為《今天》命名的這一重要細節早讓我忘掉了。有一天我在網上閑逛,偶然看到馮伯伯握煙斗的照片,觸目驚心,讓我聯想到人生中的此刻。我們每個人都生活在此刻,而這個此刻的門檻在不斷移動。說到底,個人的此刻也許微不足道,但在某一點上,若與歷史契機接通,就像短路一樣閃出火花。我昨天去超市買菜,把車停好,腳落在地上,然後一步一步走動,突然想到27年前的這一幕:the moment。是啊,我多想看清馮伯伯那沈在煙霧中的表情。

恰好就在此刻,馮伯伯和他的朋友們正籌劃另一份雜誌《讀書》。這份雜誌對今後幾十年中國文化所產生的深遠影響,應該怎麼說都不過分。盡管《讀書》和《今天》走過的道路不同,但它們卻來自同一歷史轉折點。

回想八十年代,真可謂轟轟烈烈,就像燈火輝煌的列車在夜里一閃而過,給乘客留下的是若有所失的暈眩感。八十年代初,我成家了,搬離三不老大院。此後和馮伯伯的見面機會越來越少,卻總是把他卷進各種旋渦中。大概正是那個夜晚的同謀關係,他沒說過不,事後也從不抱怨。1979年10月的《新觀察》,發表了馮伯伯為“星星畫展事件”寫的文章,慷慨陳詞,伸張正義。在1989年早春的風雨飄搖中,我為要事趕到馮伯伯家。記得他表情嚴肅,非但沒有拒絕我的請求,而且說:“做得好。”我驕傲地擡起頭,與他對視。他點點頭,笑了。



去國多年,常從我父親那兒得到馮伯伯的消息。1993年得知馮媽媽過世的消息,我很難過,同時也為馮伯伯的孤單而擔憂,後來聽說他和黃宗英結為伴侶,轉憂為喜。96年春天,我和父親通電話時,他叮囑我一定給馮伯伯打個電話,說他中風後剛恢復,想跟我說說話。撥通號碼,聽見馮伯伯的聲音,嚇了一跳。他聲音蒼老顫抖,斷斷續續。他問到我在海外的情況。我縱使有千般委屈,又能說什麼呢?“挺好,”我吶吶地說。後來又給馮伯伯打過兩三次電話,都說不了什麼,只是問候。天各一方,境遇不同;再說時差拆解了此刻,我們又能說些什麼呢?

2001年冬天,我因父親病重回到北京。離開故鄉13年,說實話,連家門都找不到了。我馬上請保嘉幫我打聽馮伯伯下落。她和黃宗英聯系上了,說馮伯伯住在醫院。那是個寒冷的早上,街頭堆著積雪。由保嘉開車,先去小西天接上黃宗英阿姨。很多年前我就認識黃阿姨,當時我在北京處境不好,曾有心調到海口去,她正在那兒辦公司。記得我們在她下榻的旅館門外一直談到深夜,她最後感嘆道:“你的問題太複雜,而我無權無勢,幫不了你這個忙。”二十多年過去了,黃阿姨身體遠不及當年,腿腳不便。在我們護駕下,總算上了車,開到中日友好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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