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起瑞典詩人特朗斯特羅默的詩句：“我受雇於一個偉大的記憶。”記憶有如迷宮，打開一道門就會出現另一道門。說實話，關於為《今天》命名的這一重要細節早讓我忘掉了。有一天我在網上閑逛，偶然看到馮伯伯握煙斗的照片，觸目驚心，讓我聯想到人生中的此刻。我們每個人都生活在此刻，而這個此刻的門檻在不斷移動。說到底，個人的此刻也許微不足道，但在某一點上，若與歷史契機接通，就像短路一樣閃出火花。我昨天去超市買菜，把車停好，腳落在地上，然後一步一步走動，突然想到27年前的這一幕：the moment。是啊，我多想看清馮伯伯那沈在煙霧中的表情。

恰好就在此刻，馮伯伯和他的朋友們正籌劃另一份雜誌《讀書》。這份雜誌對今後幾十年中國文化所產生的深遠影響，應該怎麼說都不過分。盡管《讀書》和《今天》走過的道路不同，但它們卻來自同一歷史轉折點。

回想八十年代，真可謂轟轟烈烈，就像燈火輝煌的列車在夜里一閃而過，給乘客留下的是若有所失的暈眩感。八十年代初，我成家了，搬離三不老大院。此後和馮伯伯的見面機會越來越少，卻總是把他卷進各種旋渦中。大概正是那個夜晚的同謀關係，他沒說過不，事後也從不抱怨。1979年10月的《新觀察》，發表了馮伯伯為“星星畫展事件”寫的文章，慷慨陳詞，伸張正義。在1989年早春的風雨飄搖中，我為要事趕到馮伯伯家。記得他表情嚴肅，非但沒有拒絕我的請求，而且說：“做得好。”我驕傲地擡起頭，與他對視。他點點頭，笑了。

四

去國多年，常從我父親那兒得到馮伯伯的消息。1993年得知馮媽媽過世的消息，我很難過，同時也為馮伯伯的孤單而擔憂，後來聽說他和黃宗英結為伴侶，轉憂為喜。96年春天，我和父親通電話時，他叮囑我一定給馮伯伯打個電話，說他中風後剛恢復，想跟我說說話。撥通號碼，聽見馮伯伯的聲音，嚇了一跳。他聲音蒼老顫抖，斷斷續續。他問到我在海外的情況。我縱使有千般委屈，又能說什麼呢？“挺好，”我吶吶地說。後來又給馮伯伯打過兩三次電話，都說不了什麼，只是問候。天各一方，境遇不同；再說時差拆解了此刻，我們又能說些什麼呢？

2001年冬天，我因父親病重回到北京。離開故鄉13年，說實話，連家門都找不到了。我馬上請保嘉幫我打聽馮伯伯下落。她和黃宗英聯系上了，說馮伯伯住在醫院。那是個寒冷的早上，街頭堆著積雪。由保嘉開車，先去小西天接上黃宗英阿姨。很多年前我就認識黃阿姨，當時我在北京處境不好，曾有心調到海口去，她正在那兒辦公司。記得我們在她下榻的旅館門外一直談到深夜，她最後感嘆道：“你的問題太複雜，而我無權無勢，幫不了你這個忙。”二十多年過去了，黃阿姨身體遠不及當年，腿腳不便。在我們護駕下，總算上了車，開到中日友好醫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