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餘論

不少論者認為劉勰的“感物吟志”論，比“詩言志”論前進了一大步，這是不錯的。但是，又都把“感物吟志”論歸結為“文源”論。強調劉勰的唯物主義，認為他把詩的源泉定位在“外物”，而“外物”也就是“社會生活”，這樣劉勰的“感物吟志”說就與“社會生活，是文學藝術的唯一源泉”的提法“接軌”。



這種看法是把現代的唯物主義的文學源泉論“強加”給劉勰。實際上劉勰的主要貢獻不在尋找到“詩源”，不是強調詩的源泉在外在的客觀存在的社會生活；劉勰的重要貢獻在他以“感物吟志”這樣的簡明的語言，概括了中國詩歌生成論，把詩歌生成看成密切相關的多環節的完整系統。



主體的“情”，客體的“物”，通過“感”這種心理的第一中介，和“吟”這個藝術加工的第二中介，最後生成作為詩歌本體的“志”。主體的“情”與客體的“物”是詩歌產生的條件，…

以上“志氣”、“誌足”、“誌深”和“誌隱”四點，分別把“誌”與生命力、強力、體驗力和個性力相聯系，從不同的角度對詩的“誌”提出了審美要求。這可以理解為劉勰對“感物吟志”的“誌”所作出的新的規定，揭示了詩歌創作更深層的藝術規律，對後代的詩學的影響也是重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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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是魯國人，在《春秋》所記的兩百四十年中，魯國先後有五個君主被殺，一個被趕跑，這在當時是很不成體統的大事，但孔子刪改過的《春秋經》，竟然全部隱去，一字不提。為什麽孔子要這樣做，因為他不能不照顧魯國君臣的意見和面子，不能不筆下留情。



另一方面史官又有“貴信史”的職業意識，不但不能事事皆隱，有時候還要有獨立精神，秉筆直書，“按實而書”，以求揭露事實真相；在“直筆”不可能的情況下，也要用“曲筆”委婉地透露出事實的真相來，與當權的君臣拉開一定的距離。概而言之，中國古代史官的敘述視角處在自由與不自由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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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按照一般的敘事學理論，立刻就會說《左傳》是按照第三人稱的“視角”來敘述的。這當然沒有錯。問題是《左傳》的第三人稱視角與別的敘事文學的第三人稱視角又有何不同。《左傳》敘述人是史官，其敘述視角是史官的視角。



《左傳》的作者是不是孔子提到過的左丘明，眾說紛紜。本文不討論這個問題。有一點可以肯定，在春秋戰國時代，各國都有史官，編寫歷史就是這些史官的任務。《左傳》是根據《春秋經》編寫的，肯定是當時魯國的史官的作品。在《左傳》中經常出現“不書，不以告也”。原來，魯國史官所寫的歷史，是由各諸侯國通報而來，如果事情發生了，別的諸侯國沒有通報，並不了解情況，就只能“不書”了。這些地方明顯地說明《左傳》作者是魯國史官。 

史官的敘述視角有什麽特點呢？這里有兩點值得注意：…